“裴上校，”朱慈烺还是很喜欢这种铁面无情的人，“授意这东西太难说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旁人听来无关紧要的话……都可以是授意。关键是，你如何证明呢？”
“殿下……这倒像是在为他开脱之词。”裴宣把脸一抹，心中腾起一股被出卖的感觉。
他为什么会从一个推官到沦落为书吏？不就是因为他坚信“黑白分明”么！原本他在东宫军中，倒是觉得很有“黑白分明”的感觉，不用应付人际关系，只要做好了自己的事就行，每天都过得无比充实。
在得知自己执掌五军都察院之后，裴宣更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恨不得全身心头扑在这份千载难逢的际遇上。
然而现在，他一心效死的对象竟然要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
“裴宣啊，”朱慈烺发现了这份浓烈的抑郁，“有时候我在想，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哪个更重要；事实正义与程序正义，何者更优先。君以为如何？”
裴宣双眼微微下垂。作为一个曾经的司法工作者，身兼法官和检察官的双重职能，他理所当然得研读皇太子殿下所著《原法》，对其中的思想引导深有感触。在这部法哲学著作中，皇太子花了不少的篇幅来阐述：公平、事实、正义、程序方面的概念。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大明律，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地方，竟然都变得理所成章。
尤其在事实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上，皇太子发古人之所未发，认为“经”更甚于“权”。
世界上所有文明之中，恐怕儒家文明是最重视生命的。在孔子宣扬的仁本主义之下，孟子阐发出了“经权说”。深入浅出的说来，便是：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基本原则，不容破坏；然而嫂子若是落水了，小叔子伸手去救她，这就是权变之法，可以接受。
这种思想融入法律之中后，也就造成了：为了实体正义，可以忽略程序正义。
比如审案时候动用刑具逼供，便是被儒家认可的行为。又比如民间称颂的包公：日审阳夜审阴，用超自然的力量寻找出罪犯，然后推上铡刀。这些都是重权而轻经。
皇太子的思想却是强调“经”。
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执行，各种程序不容违背。即便明知罪犯是谁，在缺乏证据，或是程序有误的时候也不能定罪。
苛责、死板到了秦律的地步，但这就是皇太子所推崇的“法”。
裴宣声音低沉下来：“殿下所言极是。卑职孟浪了。”
“现在技术条件不够，所以肯定会有很多人漏网。不够现在正是咱们奠定地基的时候，如果为了眼前的小事而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千秋之后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朱慈烺劝道。
现在没有录像、没有录音，所谓的证据也就是口供、人证、简单的物证为主。要想抓住各种隐蔽的犯罪行为，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现在若是放弃了“程序第一”的原则，以后就算有了这些技术，程序法也不会被人尊重。
那时候必然滋生出手握公权力的“正义使者”，酿出各种出自“道义”的冤案。而这样的冤案一旦出现，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对国家政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抵消之前所有的公正裁判。因为这是对公信力的动摇，而公信力实在是政权的根本所在。
“殿下，那此案……”
“坚守规矩。”朱慈烺道：“该怎么办怎么办。”
裴宣本行礼告退。直走到了院子里，裴宣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圆月，心中泛起一阵羞愧。他本以为皇太子是为萧东楼和曹宁来说项的，原来是为自己纠偏。自己执迷于“黑白”，却失去了辨别黑白的眼睛，这如何让人不惭愧？
裴宣回到住所，脱了袍服，盘腿坐在床上“三省己身”，直将今天的收获尽数消化，方才沉沉睡去。
第449章 但得饱掠速飏去（5）
五军都察院就茅适擅杀俘虏一案，起诉至五军大理寺。
茅适从刑事拘留改为逮捕，等待五军大理寺择期审判。这也是五军大理寺第一次审判上校级别的案件，从朱慈烺、萧东楼、曹宁，到茅适手下的亲兵，都出席旁听。
军中的审判模式属于传统大陆法系。这种审判方式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案件的公平性，不至于因为法官的个人法学修养而有太大的高下偏差。实际上华夏从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了成文法习惯，要想走普通法系的路数简直是离经叛道。
而且儒家礼法对社会的浸淫程度过高，道德、法律夹杂的情况太过普遍，如果采用普通法系，势必从正义审判变成道德审判。这对朱慈烺而言是柄双刃剑，索性还是不要去碰为妙。
五军大理寺还没有任命正卿，孙定作为朱慈烺从法政学院亲手带出来新一代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心情忐忑。
这种忐忑甚至超过了他上金殿参加殿试，那时候可没上百个人盯着他。作为崇祯十六年的进士，孙定的才学是值得肯定的。他父亲是绍兴府的推官，所以他从小对大明律就不陌生。
崇祯十六年是国变前一年，这一科的进士算是国朝最为倒霉的进士，许多人都缺乏政治眼光留在了北京，降闯、降清。陈名夏就是其中典型，他是这一科的探花郎。
孙定却秉承了绍兴人的机智，在皇太子收拾家当出走山东时进了侍从室，进士的光环让他鹤立鸡群一般，很快就被皇太子看中，选入法政学院。虽然皇太子亲自上课的机会极少，大多是书新往来，但也称得上是天家门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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