灋者，刑也，平之如水，故而从水；廌就是獬豸，见人不直则以角相触，故而从廌去。
古人造“灋”这个字，已经涵盖了对法律的基本认识：公平，正义。
在李明睿看来，军人与百姓分别立法，无疑是将人分成了两类，施法不同，则社会地位不同。从现在出台的军法来看，军人倒是要比百姓更高一些。比如对军人严禁刑讯逼供、受审时可以不跪、只要后动手便是自卫，即便犯了人命也不为罪——而寻常百姓则有防卫过当之论。
“尤其是审讯之法，各级法司不得过问，唯有军中处置，这岂非为情弊所特设？”李明睿到皇太子面前并非来讨论法哲学的，而是切实指向张家口的侩子手：周遇吉。
周遇吉在张家口的作为，朱慈烺和崇祯是喜出望外；南商则是喜闻乐见，纷纷赶赴张家口分一口汤喝，并且大肆占领西商的市场份额，尤其是盐、铁、粮三个民生领域。可以说朱慈烺吃了肉，汤和骨头都被那些浙商、徽商分了个干净，绝无半点浪费。而徽、浙商帮因为支援过山东，自觉从龙有功，吃得心安理得。
最不高兴的是晋商。
晋商可不是只有张家口的八大家，事实上张家口的晋商只是山陕商帮的一个分支，承接关口内外。他们倒了之后，晋商当然也一体受损，自然要发动朝中关系反扑。他们对皇帝、皇太子没有法子，却自信能干掉周遇吉。只要周遇吉惨死，日后还有谁敢为了朱家来当这刽子手？
按照常理，皇帝也会有意无意推出个替死鬼，丢车保帅，最后事态平息，而皇帝仍旧是英明神武，倒霉的只是那个“不会做事”的家伙罢了。
李明睿未必是被收买的，但肯定有人在他耳边将周遇吉此事说成对“大明法治”的严重破坏。李明睿虽然不蠢，终究偏执于眼前的领域，只能从大理寺卿的角度看问题，无法看穿这政局人心的云谲波诡。
“变祖制的事，得一步步来。”朱慈烺权当不知道晋商在后面的动作，也知道李明睿断不会被人收买，否则东厂早就有报告上来了。
“殿下，如今有周遇吉一案，正是变制的好时机。”李明睿以为朱慈烺另有顾虑，进言道。
“你知道为何太祖定制，军户犯法只能由卫所、都司审理，不能为府县管辖？”朱慈烺问道。
实际上非但是军户，就是在卫所土地上生活的民户、匠户，其司法管辖权一样属于卫所都司，不受府县管理。
“国初时无非是为了养百万之军。然而目今卫所已经名存实亡，殿下何必仍要拘泥于此？”李明睿不解道。
“不光是为了养军。”朱慈烺摇头道：“因为军中本就另成格局。一般地方，百姓能跟官府讲理，还可以上诉请愿。军中可以么？军中本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地方，又日夜枕戈以待，刀头舔血。不曾参军上阵之人，如何能够明白其中感受？”
朱慈烺又道：“更何况军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军则失之严；以军法治民则过于苛。比如军中火铳不修、刀枪锈蚀，都是要入刑的罪过，如何与民间相通？难道农民锄头锈了，也抓起来打一顿？”
李明睿拧了拧眉头，也觉得军法在某些条例上是民法所无，有些则比民法严苛，但关键在于自家人难断自家事，比如周遇吉，在五军大理寺就被判定“无罪”。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个杀戮无辜的罪名！
他却没想过，朱慈烺一心一意要让士卒有尊严、知荣辱，怎么可能再让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将，见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这样变态的社会谁还肯抛头颅、洒热血地保家卫国！
“再说周遇吉的案子，我倒觉得判的不错。”朱慈烺顿了顿：“张家口尚未光复，处置一些从贼的奸细也是理所当然。如果那里有法司，周遇吉自然不能妄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敌占区，肃清奸细、剿灭敌寇，也是本分。莫要纠结于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张，正要辩解，朱慈烺突然又道：“对了，亲亲相隐之制议得如何了？”
李明睿只得无奈地被皇太子岔开话题：“我部所议：在五服之内，皆当隐匿；五服之外，唯有师生可隐匿。”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唐律起，“亲亲得相隐匿”就正式成为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写在法律之中。在后世看起来是“窝藏罪”的罪行，在礼法社会却是理所当然的“直”。
如果儿子告发父亲，还可能承担比父亲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亲偷盗，判徒一年；若是儿子告发，则有悖人伦，要判流放三千里充军。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有些模糊。比如汉宣帝时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中也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亲亲相隐”之条。
“五服相隐是否太广了些？”朱慈烺问道。
这里的五服指的五等丧服，也是区别亲属关系远近的标识。最重的是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为至亲所服。其次有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减等，代表亲戚关系渐渐淡化。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同五世祖的亲属丧期，还要穿素服、以尺布缠头，但到了同六世祖的亲戚，便无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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