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倧此人即位之初很受非议，因为他是通过政变才取得国君之位的。正是因为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明人对此很不乐见。时任登莱巡抚节制朝鲜的袁可立，更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若不是时局紧张，还要提兵去朝鲜一正溯源呢！
然而从国家关系上来说，李倧的篡位其实对大明有利。
李倧的前任是朝鲜宣祖李昖的庶二子光海君李珲，此人得位也是来路不正。
首先，李珲上面还有兄长临海君。其次，李昖死前已经有了一个嫡子，为永昌大君。无论从嫡庶还是长幼而论，光海君都很难继承朝鲜王爵。
然而临海君的名声极差，多次因为抢占官奴婢和私人土地被朝官弹劾，而李珲的名声又极好。
后来发生壬辰倭变，李昖将朝廷一分为二，自己带着一部分官员逃往辽东，册立光海君李珲为世子，留在朝鲜抵御日寇。这无疑让李珲在军民之中声望张著，为日后继承王爵奠定了实质基础。
在另一方面，明朝因为神庙有废长立幼的念头，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本之争。当时文官对于长幼十分敏感，数次拒绝李珲袭爵的请求，铁了心要立临海君为朝鲜国王。为此朝鲜使臣甚至谎称临海君已经精神失常，自愿让位给光海君。礼部因此派了两名使者前去查实真相，使李珲深感侮辱。
这种背景之下，光海君李珲自然对明廷深怀怨望，与新崛起的建州女真秘密交好。而起兵造反的绫阳君李倧却是坚定站在大明一边，即便丙子胡乱之后，被迫与黄台吉签订合约，成为清廷的藩属国，他仍然心向大明。
单从朝鲜王位继承上看，就会发现大明的士大夫其实不管国家利益如何，意识形态才是最重要的。
朱慈烺却是个实用主义者。
他对于李倧坚定向着明朝是十分认同的，也感念他在崇祯十七年，大明摇摇欲坠，本国饥荒的情况下还送来了价值十万两的人参、貂皮等物。如果没有李倧的亲明事大政策，大明派往朝鲜的使团也不可能获得现在的进展速度。
尤其是临死前，李珲已经在考虑朝鲜选官时增加汉语口语考核一事，足见其诚。
“给李珲一个好听点的谥号吧。”朱慈烺道。
朝鲜国王作为大明的藩王，是有大明谥号的。同时朝鲜的文官也会上庙号和谥号，形同独立王国。这种政体结构，倒是真的有些封建意味。
陆素瑶应道：“臣这就报鸿胪寺知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
朝中以姜曰广为首的老臣反对设立交通总署，仍旧要以鸿胪寺为负责对外往来的署衙。为解除鸿胪寺担任的礼仪职能，他们又将太常寺搬了出来。
太常寺是负责典礼乐曲的部门，虽然礼乐不分家，但现在太常寺内基本都是道士，几乎没有儒生。不过在老臣们看来，无论道士还是儒生，都是可以调派的，而官署的“名称”则是大义，必须传承有据，不能不正。
因为他们走的是崇祯门路，而崇祯对经学几乎没有抵抗力，很容易就倒戈站到了他们一边。朱慈烺不愿意因为这些虚名上的事让朝中力量分散，到时候再弄出消极罢工就不好了，便索性顺水推舟撤了交通总署，以鸿胪寺负责对外交往，太常寺负责礼仪。
姜曰广努力了三年，终于修成正果，果然激发出了高亢的工作意志，如今正热火朝天地在鸿胪寺修纂《外国列传》，准备效仿与葡国的交往，遣使驻于南洋诸国，拓展商路，保护大明百姓。
这也说明南洋公司的银弹攻势的确奏效了。
现在朝鲜发生了国王薨殁的事，正在鸿胪寺的职权范围之内。只等朝鲜的报丧使节到了北京，就可以议论谥号，考虑册立的事了。
传报鸿胪寺知道之后，鸿胪寺便要将部议提交内阁。
诚如朱慈烺知道的，吴甡本来并不关切礼仪、外交之类的事，更喜欢将礼部变成一个单纯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周朝，这是极端愚蠢的，但是从宋朝开始“礼”就已经沦为了一种治国手段，而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所以弃之也不可惜。
但是，吴甡和姜曰广之间有些或明或暗的分歧，这就让吴甡先放后抓，将鸿胪寺和太常寺再次收入礼部下辖，这两寺在提交文件前，必须经过礼部。
姜曰广不能拒绝这种名正言顺揽权，只能隐忍，但并不妨碍他暗中联络故交，谋取礼部尚书的位置。
所以在崇祯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内阁的票拟是答复礼部，而非鸿胪寺的题本。
“臣等以为，朝鲜新王册立之前，当遣使责问昭显世子暴毙一案，并查访其被流放的三个儿子。”吴甡代表内阁坐在文华殿上，就朝鲜问题提出建议。
朱慈烺简单看了一下票拟，内容与吴甡所言一致，也基本明白了吴甡等阁臣的意思。
世人盛传昭显世子是被其父李倧毒杀的。
这个传说不见于正史，更是朝鲜王室不为外人道的秘辛。当年昭显世子与弟弟凤林大君、麟坪大君同在沈阳做人质，甲申国变时他还随顺治入关，到过北京。后来被放归朝鲜之后不到两个月就传出了暴毙的消息，所以才有了被毒杀的传闻。
从朝鲜方面收罗的消息也足以证明这传闻的可能性极高。因为在作为人质的时候，昭显世子一方面仇视东虏，另一方面却觉得有必要向东虏学习，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于明、清的国家。这在坚定事大忠明的李倧看来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更何况他被放归朝鲜的时候，随行清使强迫李倧出城迎接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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