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二哥疤脸的照片，确实很可怖的，大半个额头的皮像一块破布遮着一样，皱褶四起，颜色呈暗红，像血随时还要迸出来。从这样一张脸，变成现在这张脸，是不可思议的，但二哥就是遇到了这样的神医。二哥说，这又是父亲给他安排的，是父亲帮他把神医召唤来的。去年年关前，他坐海轮从上海去香港，在船上遇到一个犹太老头，胖得像英国首相邱吉尔，走路蹒蹒跚跚，却有一双天赐的神手。他主动找到二哥，说可以给他恢复容貌。二哥不相信，对方说你们中国人就是相信巫婆，不相信科学。一路上他对二哥说了一大堆道理和例子，证明自己非凡的医术。
下船时，二哥跟他走了，他在香港有一家私人诊所。走进诊所时，二哥又后悔跟他来了，因为所谓的诊所只不过是一间用楼道过厅隔出来的临时小房间，而且很显然，他本人就寄宿在此。这里既没有手术台，也没有复杂的仪器设备，所有设备只有十几把长短、大小不一的不锈钢剃刀、剪子、镊子、弯锥等，都包在一只脏乎乎的布袋里，像乡下兽医一样。当时二哥直觉得是遇到骗子了，想掉头就走，但突然父亲又冒出来，对他说了一句话又把他留下了。父亲说：“这是男人的手术，你是怕痛吧？男人怕痛还做什么男人，干脆早点到我这儿来做鬼吧。”
二哥说，他就这么留下了，付了定金(并不多)，约好时间来做手术。做手术的头天晚上，老头带他去洗桑拿，老头让他一次次进出蒸房，蒸了几乎一夜，二哥说最后他觉得自己都被蒸熟了。然后他们回到诊所，手术就开始了，没有麻药，没有副手，没有无影灯，只有一只冰箱和一块海绵，他就咬着海绵，痛到昏过去为止。二哥说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他昏过去时真正的手术还没有开始，只是从他大腿根部揭下了一层皮，保存在仅有的设备里——冰箱。二哥说，他昏过去前又听到父亲在对他说：“睡吧，你死不了的，有我和你妈保佑着你……”
不说则罢，当二哥跟我说了这些后，我反而不相信他说的，太荒唐了！感觉和理智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二哥，我不相信他说的。二哥说：“我无法把自己变回去，但真的假不了，我愿意接受你的考证。”说着爽朗大笑。
我说：“我觉得你声音也变了。”
他说：“其实没变，只是你不相信我是你二哥，就觉得变了。”
我想考考他，问问家里人的情况、发生过的事。可以问的很多，但我只问了小弟的情况，看他对答如流且无一差错，就不想问了。倒不是被他说服了，而是我想，如果这是个阴谋，很显然，阿宽是合谋者之一，阿牛哥必然也是之一。家里的事，我知道的，哪一件阿牛哥不知道？作为父亲的义子和保镖，家里只有阿牛哥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没有我知他不知的。就是说，有阿牛哥帮他，我这样考他，肯定是考不倒他的。我能问什么呢？我能问的，阿牛哥都会告诉他。有一阵子，我真的有种冲动，希望扒下他裤子，看看他大腿根部那块被揭植到脸上的皮。
当然，我没有。不好意思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希望他真是我的二哥。希望！哈，我忽然觉得我的生活太离奇、太那个……吊诡了，连二哥是真是假都是个问题。这个日子注定要在我的记忆中烙下“疤痕”，像一根绳上的结，常常需要我去解。
话说回来，这天似乎就是专门给我“打结”的日子，与后面出现的“结”相比，这还是“小巫”。这个结，说到底不解也没关系，因为它只属于我的情感、我的生活，而此时的我，情感和生活都是可以被切割掉的。不是有首诗是这么说的：
生命诚司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天，我真是想起了这首诗，它似乎是某种象征，某种暗示：我这一生将为解开“革命的结”，为“自由之故”，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一切。
就是这天，在这山中清新的空气中，在一片绿意浓浓的枫树林中，在后院休闲的六角亭子里，阿宽和二哥分别向我介绍了天皇幼儿园惊人的秘密和可怖的罪恶。最先获悉此情的无疑是我可疑的二哥，他到南京开设分部后，不时与日本高层有些接触，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他偶然听说了此事。
二哥说：“鬼子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春蕾A级行动，决不是小打小闹，是准备大干一番的，可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干、具体干到什么程度，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根本进不了那幼儿园。那地方比秘密的集中营还要难进，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定程度说明春蕾A级行动，确有其事。”
阿宽说：“我是今年五月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延安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指示我一定要尽快查清事实，若确有其事，要求我亲赴南京，全力实施反击行动。我就这样六月底带人到这儿，开始组织实施迎春行动。”
我问：“你要求我来南京也是为了这事？”
他说：“是，我们的行动起色不大，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尤其是像你这样年轻、有知识的女性。”
我问：“为什么？”
二哥说：“因为幼儿园园长就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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