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
4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林婴婴给我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陈姨建议我带达达和山山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演出，我以有事搪塞推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干我们这行静心敛气是最重要的，最近事多，我心里经常乱乱的。也许是我多疑，我觉得革老最近对我爱理不理的，包括革灵，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我真担心他们对我和林婴婴的身份已经有所觉察。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陈姨带着两个孩子远去，腊月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陈姨一只手牵着达达，一只手牵着山山，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刚才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美国已经对日宣战，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帮手!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林婴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以前她来总是坐车的，汽车的引擎声会提前通报我她的到来，这一次一点汽车声音都没有，她像幽灵一样的到来，说明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我去窗前朝外面张望一番，看见一辆人力车正好在弄堂里往外跑去。我问她：“你坐人力车来的?”她说：“我司机回乡下去了。”说着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一个病人。我想会不会是有什么坏事把她吓成这样的，所以心里更加焦急，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
“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我想说，你还没结婚呢。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丈夫是我们的同志，因为工作需要才没有公开。隐瞒婚姻对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革灵不就是这样的嘛。
我问她：“他知道吗?”我是说她爱人。
她摇头，并且告诫我：“你别问我他是谁，我无法告诉你的。”这我也理解，也许此人就在我身边。
我又问她：“你能确定吗?”
她说：“我上午去医院检查了，没错的，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知道这不是个正常的喜讯，林婴婴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个人和组织，忠和孝。我不需要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作为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要让我们做出“舍一取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最最害怕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老A。”
“不知道。”
“大海呢?”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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