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特错，”一旁的苏轼插言道：“现在欧阳公专心破译此书，虽然还没完成，但仅就目前的结果，便令人无比震惊。”
“哦？”学者，毕竟还是要用学术来勾住的。
“譬如我们之前，一直以为，上古三皇是和平禅让的。然而《竹书》上却记载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是舜的亲信，所以按《竹书纪年》上的记载，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
“所以《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苏轼越说越兴奋道：“老先生，不把这些事儿弄明白了，你怎么可以走呢？”
第457章 宜男花正好（上）
陈恪翻译《竹书纪年》，绝不只是为了证明‘金縢’确实存在那么简单，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颠覆读书人的理想国，即所谓的‘三代之治’！
‘三代之治’是汉儒所提出的观念。三代，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汉儒们认为，夏、商、周是中国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的政治形式是最有利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三代’之时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当然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
因此，士大夫们喜欢言必称‘三代’，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他们认为只要君主效仿三代帝王，尤其是夏禹、商汤、周文这‘三王’的道德操行、政治理念，社会的一切弊端就会迎刃而解。
但事实上，‘三代’，尤其夏、商两代，并没有可靠的信史留下，因此所谓‘三代’之治，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人的一种想象。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年代过于久远，史料湮没于战乱之外，还离不开一位伟人的贡献。
那便是传说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明神武、光耀千古、威而不猛、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
孔子生活在东周，那时候算是三代末年，作为历史最悠久鲁国的史官，还能看到三代的真实史料。知道上古时代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
但孔夫子满眼望去，天下礼崩乐坏、纲常沦丧、诸侯混战不休、百姓如猪狗一般，泱泱神州哪里还有乐土？
作为周公的信徒，孔子自然痛苦不堪，他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唤起诸侯尊王复礼之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也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
不管当时孔子的初衷如何，后世所谓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是从他这里学来的。历史的真相便随着人们的需要被随意篡改，面目全非……
所以孔子才痛苦的叹息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但无论如何，所谓三代之治，其实就是孔子为了引导人们向善，而美化出的一个乌托邦。后来又渐渐成了人们无法解决问题时，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更进化为阻碍一切改革，一切变化的拦路虎！
春秋笔法误我华夏，绝非妄言哉……
而《竹书纪年》是一部西晋时。从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它记录了从夏朝到战国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翻译成功，将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毫无保留的展示在人们面前。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
譬如，儒家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段子，说当初商王太甲无道，被宰相伊尹放置桐宫，太甲三年改过自新，伊尹又将其迎立为帝。交还国政。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在孔子描述的这个故事中，伊尹高风亮节、太甲浪子回头，皆是万代楷模，和谐的不得了。
然而，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哪有什么圣君贤主？还不是一样的阴谋暴力！
所以《竹书纪年》不仅是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冲击，更是对儒家所构建的‘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动摇！
是动摇，不是摧毁。毕竟陈恪也不知道‘清华简’埋在哪儿，无法为《竹书纪年》提供佐证，在史学上，可是孤证不立的……而且那些学了一辈子儒家的士大夫们，岂是那么容易就放弃信仰、否定先贤？那跟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毁灭有何区别？
事实也确实如此，《竹书纪年》在出土后，传承了六百多年，终在南宋亡佚。其原因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就是其内容被翻译出来后，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理所当然地为儒学家们视为异端，不遗余力的湮灭掉了！
但陈恪用了很巧妙的一招，让士大夫们集体噤声——他以无可辩驳的考证，证明了《尚书》系伪作。将金縢存在的依据，系于《竹书纪年》之上，继而与大宋朝皇统传承的正义性联系起来。
除非大宋的士大夫们，能找出别的证据，证明金縢确有其事，否则谁都不敢说《竹书纪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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