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国共所见略同。
世间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奇异。红军认准的方向因为也被蒋介石也认准，全力防堵，便无法成为最终走向。
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是蒋介石，当时红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又正因为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成为了红军真正的走向。
十多年后，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从凄风苦雨的溪口飞往台湾的蒋介石，不知能否回想起当初杨永泰那番老谋深算的预见。
从蒋介石方面反证，红军长征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所以蒋介石手中即使有了叛逃的中革军委委员孔荷宠，有了为保住性命愿意讲出一切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也仍旧对红军形将采取的战略行动一无所知。
不利的一面，是同时也阻碍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理解。
直到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李汉魂师在延寿之役发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番号，几乎与此同时李默庵师占领瑞金，掳得的部分红军资料，蒋介石才最终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红军的突围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第二，红军的突围方向不是南下，而是西进。
为时尚不算晚。委员长南昌行营像一台突然获得动力的机器，笨拙而迟缓地转动起来。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向行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每次挂电话的声音皆很重。行营上上下下极为紧张。
摔电话声音重，因为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机会。他怕稍纵即逝，要不遗余力抓住它。
此时红军已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正在向第三道封锁线逼近，进入湘粤桂边境地带。这正是利用粤军、桂军、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作战，利用湘桂边境的潇水、湘江之有利地障，围歼红军的大好时机。
他反复踱步中对部下反复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对南昌行营制订的中央军与湘、粤、桂军联合作战的湘江追堵计划，从出任的指挥官到动用的部队，蒋介石无不费尽心血。
首先是中央军方面参加追剿的统帅。
蒋介石点将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
对蒋来说，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中可谓首功。
陈诚却向蒋推荐薛岳。
其实薛、陈之间，并无多少交往。且薛岳资格老，与陈诚的恩师严重同辈。1927年北伐军向上海挺进之时，薛岳为第一师师长，严重为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不过是二十一师下面一个团长。
使陈、薛接近的，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空前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统帅中央军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但中路军出师不利。先有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被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伤被俘自杀；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后又有陈诚的发家部队第十一师在草台岗陷入红军一、三、五军团包围，遭歼灭性打击。师长肖乾负伤，残部撤至黄陂。三个主力师连遭灭顶之灾，蒋介石急得跺脚，说是“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陈诚也几乎被政敌没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责其“骄矜自擅，不遵意图”，给予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陈诚系统的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就在陈诚损兵折将、急需帮手的时候，罗卓英、吴奇伟向他推荐了薛岳。
陈诚转而在蒋面前保举薛岳出任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即让出第六路军总指挥职，保薛岳继任。
第三、第六路军是第五次“围剿”作战中担负战役决战任务的最大的主力兵团。陈诚在宣布薛岳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集会上，还说了一句后来在蒋军官兵中广为流传的话：“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
薛岳绰号“老虎仔”，广东乐昌人，作战欲望强烈，战斗作风也颇为顽强。
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退到潮汕，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奉命协同粤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等部阻击，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薛部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关键时刻，起义军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邓龙光部，向其当年好友、共同掩护孙夫人突围的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在南昌起义部队的战史上占有重要一笔。起义领导人的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在这里被薛岳和陈济棠击碎。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保存下来的力量很少。最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是留守在三河坝、未西进汤坑的第二十五师。
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参加了扑灭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部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发动攻击，最终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但薛岳素与蒋介石不睦。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亲自撤销了薛岳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
蒋介石对待与其不睦者，一用金钱，一用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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