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白崇禧还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调动大军的同时出动空军，名曰侦察红军行踪，实则侦察蒋军的行动。与蒋打交道多年，他太了解此人了，所以一直怀疑中央军想借追踪红军之机南下深入桂境。
桂系的主要原则，依然是防蒋重于防共。
果然空中侦察报告：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其主力在新宁、东安之间停止不前，已有7日以上。
既然说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为何不积极追剿？
桂军的飞机飞回来了，从空中给白崇禧的头脑里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白崇禧与薛岳是老熟人，也是老对头。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前，就是白崇禧向蒋介石提议，撤销思想左倾的薛岳第一师师长职务。当时白崇禧作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自认为了解薛岳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今薛岳是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其麾下中央军九个师行行止止，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呢？
正焦急之中，桂系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又发来电报称：蒋介石决采用杨永泰一举除三害之毒计，一路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平乐、昭平、苍梧，一路压迫红军进入广东新会、阳春；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发电人是王建平，广西平乐人，白崇禧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与白私交甚厚。其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经常住在上海。
白崇禧看过王建平这封电报，连呼：“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联系薛岳将主力置于新宁、东安，只与红军后尾保持接触，意在驱赶而不在决战，趋势恰好与王建平电报吻合，便决定立即变更部署，下决心采纳幕僚刘斐的建议：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其早日离开桂境。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1月17日，“白崇禧赴湘桂边布置防务。”
他不是去布置战斗的，而是去布置撤退的。
当时桂北龙虎关一带，桂军动用了无数民夫抢修公路桥梁，彻夜不停，妇女小孩也都加入。白崇禧在平乐开会布置坚壁清野既防红军又防蒋军的当晚，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
首先除固守龙虎关阵地外，命令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的警戒部队撤退，并将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从龙虎关以北各关通过桂北。
第二是命令防堵红军的中坚、部署于全灌兴铁三角核心阵地石塘圩周围的四十四师、四十二师撤至灌阳、兴安一线，变正面阵地为侧面阵地，改堵截为侧击。
第七军集结恭城。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只留民团驻守。
在这一系列动作之后，桂军的布阵出现了关键性变化。
全州为桂北重镇，中原入岭南之咽喉，历来兵家必争，白崇禧对此地十分熟悉。辛亥革命那年他18岁，报名参加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人知道后到桂林城门口把守，要拉他回家。他换上便衣从西门溜出绕了两座山才追上队伍。敢死队行军至全州，白崇禧与多数同学的脚皆被草鞋磨被，脚底也被路石硌伤。但这伙青年人咬紧牙关，一直走到汉阳，加入南军阵营。
这回白崇禧又来到全州，再不似当年投奔敢死队磨破了脚板，他这回是来脚底板抹油——要溜的。
白崇禧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恰似一扇在红军正面关闭的大门。现在突然间被改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似大门突然打开。尤其是全、灌、兴三角地带之核心石塘的放弃，更是令干军万马、千山万壑中出现了一道又宽又深的裂隙。
据湘军记载，桂军放弃全、灌、兴核心阵地的日子是1934年11月22日。
此时红军前锋距桂北已经很近。
桂军中有人提出，如此部署，红军主力一旦由灌阳、全县突入，夏威的十五军支持不住，湘江防线必然有失。白愤然回答：“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制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苍（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精华。”
这就是白崇禧的基本观点。对他来说无所谓大门的开关。总共18个团的兵力，不论面对5个军团的红军还是面对9个师的中央军，他只能钉成一块门板。对红军关上湘江大门，就对蒋军敞开了广西大门。对蒋军关上广西大门，便又对红军敞开了湘江大门。
本是个两难选择。但王建平那封发自上海的电报，使白崇禧一瞬之间明白了一条辩证法：关就是开，开就是关。
于是他毫不犹豫把关闭湘江的那扇门板拉过来，屏护恭城、桂林。
完成这些布置后，白崇禧才带着刘斐去全州会刘建绪。
刘建绪与白崇禧握手时，以为湘江防线业已被湘、桂两军衔接封闭。未料想恰是此时，桂军那扇大门却悄悄敞开了。
二、就蒙一个蒋介石
陈济棠的让路，和白崇禧的让路，长期处于历史迷雾之中。
陈济棠与红军的秘密谅解，为双方高级领导人物所知。有过谈判。有过记在笔记本上的协议。有过比协议更加重要的双方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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