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他名声不好，捕获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的压迫下已处在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
这算唯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廷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廷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命，而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哪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刺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的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吟诗言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的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在大会刚刚开幕、在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际，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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