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命塘”。
历史给张闻天提供了两次做“钦公塘”的机会。
遵义会议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党内第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24年后，他决心再做一次“命塘”。
那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那一次，他失败了。
三、中国出了毛泽东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
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干脆由国际包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1927年不行了，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回忆鲍罗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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