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勋祺的这些活动潘文华也都知晓，但认为这些友情关系无大碍，对郭也尽量迁就。
但郭勋祺与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比友情关系可进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勋祺得知川军要破坏预定第二天举行的重庆声援南京惨案群众大会，立即亲去告诉杨闇公、李筱亭等人。杨闇公决定会议不变，照常举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带着几个弁兵赶到会场。临开会前，潘文华派传令兵向郭报告：“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同时递过一张“事急速归”的纸条，郭马上将纸条给杨闇公等人看，并对两名弁兵说：“你们留在这里，一定要保护好杨委员。”即返回师部。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正要撤离会场，枪声响了。川军对到场群众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勋祺将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馆，然后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不知道重庆如此吃紧，4月2日从合川来找杨闇公汇报工作，只见到处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行动甚难，便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成买办，买好船票，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急着要去武汉，便让其六妹杨丽君转告他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
刘湘之所以没有把郭勋祺一撸到底，一个原因是照顾潘文华的情绪，另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
可以说刘湘的城府的确不浅。
机会真的来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廖泽旅入黔，但蒋不满意，要刘增派两个师。刘湘决定再派两个旅入黔，但这两个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果真要渡江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刘湘选定了郭勋祺。他认为郭对自己忠实，同时又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能够相机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庆李子坝刘湘的私邸，刘湘与郭勋祺密谈交底。
刘湘把郭勋祺看准了。曾经如此进步的一个郭勋祺，在抵抗红军入川上面却不遗余力。
1月20日，郭勋祺率两个旅到达贵州温水，尾随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在习水，郭接到刘湘密电，告知红军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动，牵制红军入川。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追红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郭部。6天前，中革军委在《渡江作战计划》中已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现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军团在赤水城南陷入与川军的激战。李聚奎的一师在黄皮洞被川军三面包围，伤亡较大；陈光的二师在复兴场战斗也不顺利。郭勋祺尾追董振堂的五军团，至下午抢占了土城东面青杠坡和石恙嘴东南端，截断了五军团与三军团四师的联络。
与郭部决战尚未展开，总的形势已呈现不妙。
1月28日，红军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地区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从南北两面向郭部发动猛烈进攻。
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斗极其艰苦、剧烈。指挥川军作战的郭勋祺不知道对面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也不知道对面的川敌首领曾经冒着危险掩护过他的哥哥。
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各级指挥员思想准备都是不足的。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长征到贵州后，又认为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余次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者却不了解。要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不但对川军素质估计过低，也对川军参战实力侦察不确，还以为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对川军实力估计过低，对川军素质也估计过低。轻易地提出“决战”概念，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但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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