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基本改变。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掉了。
其实没有神。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反攻”、“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了错误的军事领导、把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被土城战斗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本该千方百计避免同敌人决战。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恰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二、火中凤凰
这是一段红军紧张地选择立足根据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新的发展方向是川、滇、黔边境地区。黔军基本垮了，但新锐的川军、滇军正向此处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脚，并没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趁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为此提出轻装精简。
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作好了准备。红军像一个不倒的力士，裹紧绑腿，勒好鞋带，准备疾步流星向敌人挑战了。
同日，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压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侧击先敌东渡赤水，将作战目标转换为黔军及中央军薛岳部。
尽管没有着意说明，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提出仅3天，根据敌我态势，行动指针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寻机，不是目的。
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现的战机。
二渡赤水的战机之中，潜伏着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军团攻占桐梓。第二天三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红十三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近3公里处的黑神庙。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25日14时，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20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25日23时，即在收到彭、杨电报9个小时、林、聂电报3个小时后，朱德电复彭、杨、林、聂：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24时，朱德再补一电给彭、杨、林、聂：同意彭、杨25日14时来电部署，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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