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津美治郎是“三羽乌”在德国巴登巴登圈定的11个骨干分子之一。当时他任驻柏林武官，是11人中资历较深者。资深之人看不惯资浅之人，资深部队看不惯资浅部队，在日军中也一样。虽然同是“一夕会”成员，但梅津就看不惯关东军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关东军突然策动“九一八”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违背了军部《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中“约以一年时间作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
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河北各级党部。
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何应钦奉蒋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后退。7月6日，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
但急于生事的日方已经失去耐性了。不待何应钦同意，6月2日，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
此时红军刚刚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坐不住了。
其实他早感觉到了局面不妙。“九一八”事变后，国联除了派出个李顿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就再无动作。想通过国联干涉解决东北危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但英、美大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发表完几篇表示遗憾的声明，照样和日本做生意；没有哪一国愿帮中国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孙中山当初碰尽了钉子最后转向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一样，蒋介石见日本人执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靠拢斯大林的苏联。
但他早把和苏联的关系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一是1929年7月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爆发。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人员，与南京政府绝交。10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八万多人向满洲里、绥芬河地区的苏军发动进攻。苏军猛烈反击，东北军伤亡惨重。
交恶至此，还怎么利用苏联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举行会晤。他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年至192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回答是令蒋宽慰的。他说，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的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这个立场”。
得此讯，蒋颇受鼓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加紧对江西突围红军的追堵。同时加紧做苏联的工作。
1935年春，彭德怀奔袭浒湾时陪蒋介石找水上飞机着陆点的秘书邓文仪，被蒋任命为驻苏武官，到达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颜惠庆带着梅兰芳的京剧团一同到达莫斯科。
自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绝交以来，蒋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榄枝。
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送行前宴会上主要谈现实政治：“颜惠庆大使到苏联将会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友好联系。”
苏联驻华代办斯比利瓦涅克则主要谈文化艺术：“梅兰芳访问苏联必能促进两个伟大民族间文化联系的巩固和发展。”
苏联仍在观察这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希望蒋介石能够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压力下，“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不抗战的蒋介石开始改变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抗战的人，却真的在改变。
他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最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他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更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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