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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