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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_金一南【完结】(180)

  毛泽东深思片刻说:“不可。”

  但彭德怀的主意,为中央领导人脱离前敌总指挥部提供了借口。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

  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

  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到了9月9日。

  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

  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了。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对斯诺回忆说: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看见毛泽东脚趾溃烂,问缘由,毛泽东回答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后改名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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