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0年11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三万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956年9月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讲“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1930年打AB团。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语。正是有了这个教训，所以到了陕北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
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后回瓦窑堡接见被释放的同志，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刘志丹见到毛泽东，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军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朱德在公祭大会上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我们的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刘志丹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不开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当时也很难保住。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责，指挥晋、陕、甘、绥、宁等省国民党军“从事清剿”。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若无战斗力坚强的红二十五军到来，若无徐海东坚持主张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并且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零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一举打破敌人“围剿”，仅凭红二十六军一股力量，或仅攻击较弱的井岳秀和高桂滋部，确实很难保住陕北根据地。红军更有可能被压向更北。
若无徐海东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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