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时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林彪个性中这种倔犟，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
毛泽东没有回复林彪这封电报。
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彭德怀则主张巩固陕北。
1936年1月，彭德怀在甘泉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虑再三，1月26日回电毛泽东，坦陈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认为：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敌不易对我形成“围剿”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困难，要同南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这是不利的一面；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可虑之处是一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体质很弱，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人；二是过去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来，不能因此再失去陕北这块根据地。
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这就是东征前后，围绕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这两个任务出现的争论。
李德称红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行动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不足为虑。
林彪提出在陕南打游击战争，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再乘机进入西北，就将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现实。
所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将重点放在打通苏联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
但彭德怀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彭德怀则认为，从兵力看，东征的目的主要是调动占据绥德、吴堡一线的晋军回援，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晋军主力和巩固河防，不宜实施战役上的进攻和转移，特别要防止出现任何脱离陕北苏区的可能性。他为此两次致电政治局：“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帜”；并说毛泽东“过去坚决扩大红军苏区的方针”应当继续坚持。
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会上争论很大。
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大家。
说服也是有所改变的说服。
毛泽东规划的东征，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经过充分争论后，大家都认识到东征必须进行。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困难，必须向外发展，所以东征作战必不可免。但人们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同时完成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古的任务，确实存在矛盾。所以渐渐都同意把作战的首要目标放在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上。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再度修改，主要为避免出现脱离陕北根据地的危险。这一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取消打通国际路线，但对1936年打通国际路线和巩固发展苏区两项任务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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