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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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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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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蒋经国写这封信的时候，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准备北上入川的红军正在赤水河畔与川军激战。这封信广为传播，轰动一时，《纽约时报》1936年4月29日还刊登了此信的摘要，使蒋介石颇为难堪。
现在，按照国共两党的安排和斯大林的意志，他要回国了，要去见那个“中国人民的仇敌”、“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的父亲，如何才能使会面不过于尴尬呢？
蒋经国挖空心思。在蒋廷黻大使的帮助下，他给其父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小装饰品，给宋美龄选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蒋介石根本不在乎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这个儿子把他称为“笨蛋”、“军阀”、“仇敌”、“罪犯”一样。他在杭州一座叫做“澄庐”的湖滨别墅等着阔别十三年的儿子，并派小时候与蒋经国一起生活过的族侄侍卫蒋恒祥专程去上海迎接蒋经国。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十三年前走掉的儿子被带到门前、宋美龄满面微笑地迎上去的时候，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纹丝不动。这个在战场上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的战争枭雄，此刻却在用报纸挡住湿润的双眼。
从莫斯科飞来了蒋经国，从延安飞走了李德。
1939年仲夏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在窑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员唤醒。
面前是张闻天写的一张纸条：“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
从此，他离开了中国。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来中国给佐尔格送款。
也许也像这样被人从梦中唤醒，也像这样凭一张纸条？
来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化名、假护照、假职业。走的时候却倒很是安全。蒋介石提供的专机。周恩来与他同机。毛泽东在机场道别。
来的时候一腔激情。
走的时候满腹怨愤。
他认为中国同志亏待了他。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的唯一缺点，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实情。当他在根据地看到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器具时，不也大发其火、相当严厉地指责八路军的医生们吗？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医疗队离开延安，6月初到达岚县。6月中到达五台。到达五台以前，他写了下述报告：“医疗技术：相当差。没有合格的医生，亦无医科学生。医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识。”
“医院的设备：很差。没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壶，也没有床单、枕头，仅有五十床供重伤员使用的棉被……没有达金氏冲洗液，胶皮管、灌肠器，也没有胶皮垫子和手套。只有十几块当夹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几乎没有肉，亦无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革命，难免在不了解情况，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况的情况下，从他们原有的条件、环境，从他们原来接受的知识和受到的训练出发，发出一些对我们革命情况不尽适合的命令与指责来。
关键还是我们中国同志。
我们是学习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长处，引导他们认识中国实情，还是把他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他们的话语当做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是先生，同时也是学生。不把握这一点，不引导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用事实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某些东西与中国实情的脱节处，结果反而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终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陕北，李德曾深有感触地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他并非一无所获。
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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