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象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廷，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廷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廷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继加伦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伦的鲍罗廷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廷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
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
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它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廷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廷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的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棻、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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