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说法也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画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的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顺便到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贰，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备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卖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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