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使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趁火打劫的不仅是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的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上，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人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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