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
当金汉鼎向鲁涤平提出这条建议之时，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队同学朱德？
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出了会场，倡议者自己反而十分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
这条建议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儿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他也参加了鲁涤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岳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儿效果。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却命运不佳，摊上了一个轻狂的上司张辉瓒，在第一次“围剿”中就把队伍装进红军的口袋里，令十八师全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割掉了脑袋，旅长戴岳也好不容易才仓皇逃回。部队没有了，他不甘心，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何应钦，内中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戴岳建议：“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戴岳的意见书加上何应钦的批示，使金汉鼎的建议开始被广泛推广。
在对中央苏区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内不少人开始实行碉堡政策的基础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所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是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岳的小册子落到了红军手里，共产党人开始知道国民党有了碉堡政策。红军长征后，被红军高级将领逐条批驳过的那本小册子又落到戴岳手里。批驳的文字是红色的，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滇军将领金汉鼎、赣军将领戴岳、中央军将领柳维垣组成的“碉堡三剑客”，无疑金汉鼎为首。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人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回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当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第五章 崛起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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