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可见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做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毅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
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疯狂野蛮的日本战车，被卸下了最后一道限速锁链。
如此主动、如此积极、如此自觉、如此大面积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今天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一切是根源于别人。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就当年日本的政治转型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尤其是美国的压迫。
美国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吨位、废除石井/蓝辛协定、限制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制定排日的移民法案等，给日本的前途投下阴影。
其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排挤。
随着工业化的跃进，日本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但欧美国家纷纷高筑关税壁垒保护自身产业，面临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日本，逐渐被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生存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其三，中国的排日运动。
认为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相结合，矛头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时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抵制日货运动弥漫中国，发展到了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地步，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就是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提出的日本转向法西斯的缘由。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
侵略别的国家，占领别国土地，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不但不应由日本负责，日本自己还满肚子牢骚、满内心委屈、满脑袋不服。至于日本应负什么责任？一点儿也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竟然都是别人的不是，没有日本的不是。
这样的书竟然被选定为日本的教科书，看来还不仅仅是用岛国国民性的狭隘来解释那样简单。如果早些把这些堂堂正正的法西斯理由、战争理由炮制出来，当年的日本为什么还要无条件投降呢？
日本现在年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为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搞和平祈祷，却从来不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死难的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这些战争受害者的和平祈祷。只记住两颗原子弹，只记住自己受了原子弹之害，忘掉当年雪片一样支持法西斯分子的信件，忘掉主动愿意嫁给他们的姑娘，忘掉剁下来泡在酒精里的那些手指，忘掉当年张灯结彩、扶老携幼为其军队攻城夺地而欢呼、游行、庆祝，能够总结出真正应该铭记的教训吗？如果仅仅祈祷把和平和生存留给自己而不在乎别人的死亡和苦难，甚至还要删改教科书中的有关记载，甚至再编纂那些满纸谎言的所谓“教科书”，军国主义真的能够在日本根绝吗？我们也有一些“胸中有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目中无人（国民特质、思维习性）”的学者，认为日本转向法西斯的原因虽然在内部，却主要是少数军人不满现状所致。认为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裁军，军费由1921年的7.3亿日元下降为1930年的5亿日元以下，减幅达40%，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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