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面对敌军的严重攻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命令签署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陈诚以10个师构成5公里宽的攻击正面。5个师为河西纵队，5个师为河东纵队，一个师为预备队。以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河西受阻则河东推进战法，夹抚河两岸交替筑碉，向广昌推进。
红军9个师，敌军11个师。这是一场以主力拼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
陈诚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队十一师、十四师都在那里；河东部队相对较弱。李德抓住这点，计划以九军团和红二十三师在西岸牵制敌主力；以主力一、三军团和五军团十三师集中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对河东之敌实施短促突击，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结果弱敌不弱。我主力一、三军团还未突击，敌河东纵队就向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发起猛攻。河西纵队也乘红军主力集中东岸作战之机，4月14日突破九军团阵地，占领甘竹。
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河东纵队，于19日丢掉了大罗山、延福嶂阵地。
计划好以我弱旅吸敌主力，以我主力歼敌弱旅，反被敌以弱旅胶着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线。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
我们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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