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起作用的，是默契。
默契的基础，则是利益相符。
陈济棠的核心，是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达成协议后，他明白了红军之意也不在进入粤境，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又考虑到协议不便下达给团，怕下面掌握不好，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
实际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
蒋介石将陈济棠当棋子用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颗棋子具有如此多捉摸不定的特性。
长征之始中央红军要通过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当时奉蒋之命，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李扬敬的第三军均在封锁粤赣边境。而第一军第一师恰好卡在红军经过道路的要冲。
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虽然签订了协议，红军与粤军间仍有疑惑。我怀疑你是否真正让路，你怀疑我是否真不入粤境。既要小心翼翼，又是时不我待。协议第五条要求红军有行动时要事先告诉粤军，在军情如火、兵机贵密的时刻，就不太可能。
十月中旬，红军突然开始行动，粤军余汉谋急令第一师向大庾、南雄方向西撤，给红军让路。
但动作稍迟，第一师又出了个狂妄自大的第三团团长彭霖生。彭本来奉命指挥本团和教导团取捷径从速撤退，但认为红军大部队不会那么快来到，可以先打一仗捞一把再走，他低估了林彪的前进速度。10月22日，彭霖生团和教导团被快速挺进的红一军团前锋分路合击，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极其狼狈，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导团，最后逃出来时伤亡惨重，行李辎重丢失一空。
彭霖生挨了余汉谋一顿暴跳如雷的痛骂，教导团团长陈克华以作战不力被免职。
残余粤军立即退向安西。
但总的说，粤军第一师确是主动后撤。该师为南线防堵中枢，位置一移，西南门户洞开。红军从安远、信丰间大步穿过，至10月25日左右，全部渡过信丰河。
第一道封锁线与其说是突破，不如说是通过。
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当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步萧克红六军团后尘，从赣南经赣粤湘边与贺龙部会合，随即命令薛岳部从赣南兴国并行追击；另电陈济棠、何键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
因为红军通过余汉谋防线速度过快，何键颇感措手不及。湘军主力已经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彬州之间，汝城仅有湘军一个旅担任守备。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还是粤军的陈济棠。
陈济棠接蒋电后，先以李扬敬第三军外加归余汉谋指挥的独三师防守粤东北门户，既防红军也防蒋军进入；然后才以余汉谋之余部尾追红军，以张达第二军加几个独立师旅集结于曲江（韶关）以北地区防堵。余汉谋在尾追过程中又以其第一师向乐昌西进，阻止红军进入粤境。
三分两划，11个师又1个独立旅的粤军，真正尾追红军的只有叶肇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二旅。
11月初，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轻取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湘粤交界处的城口。城口守军多系保安队，根本无法与主力红军抗衡；北面汝城的湘军仅一个旅，只有干瞪眼，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南面陈济棠倒是兵员甚众，但都集结在纵深处的南雄、仁化、乐昌一线，力图自保，根本不愿使防线向北延伸与湘军防线衔接。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与仁化之间，出现一大大的缺口。
11月8日，中央红军通过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在一线横列于仁化、乐昌之粤军检阅般的注视下，徐徐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陈济棠再次为红军让出了前进通道。
粤军本来有可能对红军造成大的损害。
10月27日夜，陈济棠警卫旅第一团发现当面红军乘夜徒涉锦江，队伍庞大，且含有乘骑和辎重，估计是高级指挥机关的队伍。团长莫福如立即电话报告，要求半渡出击。
他得到的回答是不受袭击，不准出击。
莫福如团得到如此回答，只得隔着夜幕观察在其前方川流不息的红军大队。
是夜，红军队伍在锦江方面安全无阻，不断西行。
两道粤军构成的封锁线内，随处可见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大大小小的碉堡。这些碉堡或砖石或钢骨水泥结构，根据地形、射界，或成四方或成六角，分为排堡、连堡、营堡，堡内只有一条小门出入，全身像裹着铠甲，可以避弹。堡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卡断公路，封锁要隘。若真打起来，对红军肯定会造成很大阻碍。但这些碉堡均被后撤的粤军放弃了。红军和部分当地老百姓拆的拆，烧的烧，烟尘蔽天，老远望去像古战场上的烽火台。
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行军速度开辟通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甬道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陈不让路，便不可能。
所以50年过去，邓小平在北京还夸赞陈济棠。
二、“朱毛确在军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1934年11月12日，南路军李汉魂师破红军第一军团于粤北乐昌九峰延寿间，获枪六千，收复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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