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沉默了一小会儿，顾问小王的声音道：“刘哥是想帮朋友？”
高煦的脑子里浮现出阮玲的形象，觉得她心底不算坏，就是个普通的姑娘。他便答道：“是的，不然她被遣送回去，后果有点严重，长远看还影响就业之类的事。”
他说罢担心保险的受益人问题，又加了一句，“这事我也有责任。”
小王便道：“案件概要，我已了解。是这样的，我们有两种援助方式，一种是提供全程咨询和建议，另一种是专人陪同，并负责协助收集证据等事务。第二种的话，刘哥明年再交保险，费用会大幅上涨。”
这个说法让高煦想起了车险，好像有点相似，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高煦问道：“咱们这事麻烦吗？”
小王道：“我的建议是，我们先在线上提供建议和方案，刘哥自己去跑跑。如果这样解决不了，您再要求第二种援助。”
高煦道：“行。”
小王道：“您把事情经过再说一遍。说详细一些，不要放过细节。”
于是高煦在电话里谈了一阵，包括之前与阮玲在电话里的话、也大致转述了。
很快小王提供了一套方案：“刘哥这事，我们思路是、您把违法的主责尽量揽下来。其中关键点，您要主动承认教唆阮玲偷渡的事实，要求承担主责；并抗议入境管理分局不经任何调查、随意否定阮玲申请的入境理由。
一旦公家采信你的说词，那么刘哥就触犯了《大明边境治安法令》第二章第十五条，教唆、协助外国人非法入境，但没有收取钱财。
不过您不用太担心，大明国民违反这种法令、处罚很轻，如果交纳罚金积极，一般连官铺也不用进。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接受处罚，而是请求与公家和解。
我国法律针对普通国民，重点惩戒的是违反《大明刑律》的人，相关监督和执法部门也很严格。但是对于违反各种法令、且没有其他苦主告状的案件，则有弹性空间；按照以往大量案件的结果分析，相对来说、各部门处理这种案件也会比较松活。
这时候您态度良好一点，向入境管理分局的人求情，并请求和解。那和解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看到，您去都察院网站、或是当地议会议员那里，投诉他们玩忽职守。虽然投诉了影响也不大、这玩意还得看数量，但管理局的人没必要和刘哥过不去。”
高煦问道：“和解会怎样？”
小王道：“采用您是主责的判定，您自愿缴纳和解金，那么阮玲就是次责。既然是和解，就是双方可以适当谈谈。
刘哥那时要求不遣送阮玲，而以补办签证、担保阮玲限期出境的形式善后；并叫阮玲接受罚金，承担次责。这样一来，卷宗数据与视频上传按察司，就完事了。”
高煦又问：“万一阮玲没有限期出境怎么办？”
小王道：“那刘哥还得被罚款，阮玲以后想合法入境、也几乎不可能了。”
他顿了顿又道：“刘哥先试试这个思路，不行的话我们派人过来，走另一条路子。总之办法不止一个。”
这个顾问说得有点复杂，不过高煦还是差不多明白了。意思就是，只要有大明国民站出来，为阮玲申辩、并愿意出钱；那么事情复杂一点，却总会有弯弯绕绕的小道可以走过去。
高煦道：“非常感谢王顾问，那我先去试试。”
小王道：“行，刘哥不用客气，我们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想办法，而且比去法律事务所花钱、划算多了。这事我接手，一会给您发号码过去，随时联系。”
高煦挂掉电话，若有所思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便淡定地拿起手机上网，先看了一下最近前往当地的飞机时刻表。接着他才打了阮玲的电话。
“我今天中午午时的样子到，玲妹稍安勿躁，等我吧。”高煦道。
“阿刚哥，我……”阮玲的声音传来。
高煦打断了她的话：“我知道了，咱们先少说话，回头见面再说。”
他挂掉电话，换了身衣服、拿上钱包证件就赶紧出发了。取了车，他便径直设置到苏州机场。国内的公共停车场收费还是有点贵，不过这次来回的时间短，不至于像上次一停就是一个月。
抵达阮玲所在的城市机场，高煦赶着去入境管理分局，到地方正好十一点半过稍许。
工作员带着高煦见了阮玲，然后高煦就按照顾问给出的套路、开始谈。
高煦还临场发挥，想起给阮玲买的新手机，问她要收据和保修卡，上面有高煦购物的签字。以此佐证高煦与阮玲的恋爱关系。他的态度非常好，承认犯法积极，一口一个警官、让处理事情的工作员很受用。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完全按照王顾问的思路在发展，高煦当场痛快地缴纳了总共约一千五百圆罚金，然后就领人走了。
阮玲总算摆脱了大麻烦，管理分局给她补办了签证，限期一月滞留时间，并要高煦保证她从合法途径出境。
甚至走的时候，工作员还亲自送高煦到门口，对他挺好。
姓杨的工作员是个中年男人，送到门口，看了一眼阮玲身边的大包小包，对高煦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看人家小姑娘多可怜，咱们汉人呢，在外面要守信，不要胡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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