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知府张濂，弹劾沈溪刚愎自用，不但没有完成皇差，还险些酿成佛郎机人叩关而入之况。最后虽然取胜，但还是导致佛郎机人撤退时劫掠屠杀百姓，沈溪罪不容赦！
这奏本一到谢迁手上，把谢迁吓了一大跳，他以前也想过沈溪毕竟资历尚浅，可能会作出一些不得体之事，且观沈溪当日在朝堂上跟蒙古使节亦思马因等人争锋相对，又觉得这少年郎有些少年轻狂。
张濂所奏，正是谢迁所担心的。
谢迁出于私心，想把事给压下去，但这么大的事他可不敢擅作主张。
李东阳看过这奏本后，接连说了几声“荒唐”，很显然李东阳对沈溪所作所为非常失望。
“宾之兄，我看此事还是等所涉之人到了京城之后，再做公断如何？”谢迁脸上带着尴尬之色。
眼下张濂在泉州取得胜仗的事，福建地方的奏本越来越多传回京城，此事基本已可以确定，连弘治皇帝都想改变之前的决定，即时对张濂作出升迁的奖赏，谢迁本在为举荐沈溪到泉州而沾沾自喜，就闹出张濂弹劾沈溪的一出。
张濂眼下是弘治皇帝眼中的大功臣，功臣所说的话，在朱佑樘这个君主眼中可信度非常高，何况所奏禀这些，俱都合情合理，而且切合“沈中允年轻气盛”这个主题，连谢迁看了都信以为真，弘治皇帝就更不用说了。
李东阳不客气地摇摇头，道：“于乔对他有惜才之心，我何尝不是？此等聪慧之人，于学问之上有所建树，可未必能当得好官，终究是欠了火候啊。此事还是交由陛下处置。你要为他说情，我不拦你，但不可将此事隐匿不报！”
刘健尚未病愈归来，李东阳等于暂代首辅，说一不二，连谢迁都不能反驳。
于是弹劾沈溪的奏本，终归还是送到了弘治皇帝手上。
一夜之间，协助张濂取得对外夷大胜仗的功臣，变成罪臣，而且看情况不是简单革职能了事的，最起码也是个革除功名永不录用。
弘治皇帝对此极为愤怒，也是午朝时当着满朝大臣说出来的，没有带丝毫商量的口吻，等于是在众臣面前打了个招呼，直接就要降沈溪的罪。
如此看来，沈溪不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而是多大罪的问题，连张濂这个“功臣”都没有为沈溪求情，可见沈溪于地方上激怒佛郎机人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弘治皇帝正在气头上，照理说大臣于此时是不该说话的，就算对沈溪惜才的谢迁，也只能期望皇帝对沈溪的惩罚轻一些，最好是降职而不是革职用不录用。
可就在此时，有两位尚书却坚决地站了出来，摆明了要保沈溪，而且出言都是与皇帝之言针锋相对，大有不给皇帝面子的意思。
连朱祐樘都没想到，刘大夏和马文升会为了一个小小的詹事府右中允跟他唱反调。
“……陛下，此事尚未查明，若地方官府有意欺瞒，恐怕会混淆视听！”马文升出言很严厉，因为长期混迹行伍的缘故，马文升的脾性更接近于一名武将，他的威势一展露，就连李东阳和谢迁这样的内阁大学士也有所不及。
众大臣不言，这会儿只有随时紧跟弘治皇帝脚步的张鹤龄站出来跟马文升对峙：“马尚书是说，张知府会诬陷那沈溪不成？却不知如此做，他有何益处？”
张鹤龄对沈溪很欣赏，但这种欣赏更类似于利用。
张鹤龄本身看不起商贾出身的沈溪，但又知道沈溪背后有汀州商会，而且还有点儿小聪明，但在遇到跟马文升对立的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沈溪，用沈溪来作为对马文升攻讦的工具。
刘大夏出面上奏：“陛下，据老臣所知，地方官府有瞒报战功之行为，沈中允或许是要揭发此事，而为地方官府所忌，才会招致参奏！”
朱祐樘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问道：“刘尚书何出此言？”
此时玉娘的信函已经抵达京城，刘大夏和马文升得知，其实所谓的地方知府衙门获得大胜仗，根本是张濂吹嘘出来的。
真实的情况是，张濂收受佛郎机人的贿赂引狼入室，佛郎机人于沿海村落残杀百姓时，张濂熟视无睹，在佛郎机人炮轰刺桐港时，张濂更是闭守城门龟缩不出，倒是沈溪亲自带人前去与佛郎机人一战，最后大获全胜，却被张濂窃取功劳。
张濂为了避免事情败露，恶人先告状，先行弹劾沈溪。
刘大夏这个时候却不太好解释，因为他没经皇帝准允私自派人去调查一地知府，眼下又没有张濂确凿犯罪的证据，根本定不了张濂的罪。
就算没法说出实情，刘大夏和马文升还是商议好，怎么也不能让张濂的阴谋得逞，这会令朝廷被小人欺瞒，一旦真相揭露后会让朝廷为天下人所耻笑。
至于沈溪会被如何降罪，反倒不是刘大夏和马文升所关心的，他们只是在保朝廷公义的同时，顺带保全沈溪而已。
刘大夏咬了咬牙，道：“请陛下将此事押后再议。”
若单纯只是一个人出来为沈溪说情，朱祐樘大可不予理会，可现在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两位重臣一同出来说，他就算再愤怒，也要忍一忍。
朱祐樘并非意气用事的皇帝，刘大夏和马文升是什么人品，他比谁都清楚，这两个人不会为惩罚一个小人物而公然跟他顶撞，泉州之战本身又有许多蹊跷之处，或者背后真的有什么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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