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龄解释道：“兄长可想过一件事，九城戒严，早晚各开一个时辰，城外的粮食和日用品能运进来多少？那些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要等百姓吃不起粮的时候再将手头的粮食变卖，原本几文钱一斤的米粮，到后面价格飞涨到几十文。”
“但是有了我们的渠道，城外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运进城来，受新粮冲击，那些奸商只能乖乖地降低价格销售，许多人为此亏得血本无归……我这是在为皇上和朝廷做事，而不是跟您说的那样搜刮民脂民膏。”
“现在你去问问城中的百姓，如果不是我从城外调粮进城，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饿死，我到底是罪臣，还是功臣？”
张延龄考虑问题，会总先想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在走私这件事上，张延龄觉得自己没做错，也说出了一定的理由。
“兄长如果觉得不对，那我问一句，兄长可知道如今城中米粮价格几何？或者说五军都督府质问兄长的那些人可知道这些？他们吃着干饭，连民生都不了解，却用什么家国大义来为难我兄弟二人！”
“殊不知我们这是在帮助城中百姓，而不只是为了谋取私利。京师戒严，那是陛下做出的决定，西北有战事发生，陛下身体不好，京师戒严有助于民心安定，有助于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情况下，朝廷可以顺利完成交接……”
“我运粮食进城，除了让城中百姓吃到更低价格的米粮之外，带来什么恶果没有？难道京师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还是说有人图谋不轨，想篡夺朝政？”
“其实说起来，不过是那些公侯觉得我兄弟二人年轻资历浅，又是外戚从军，他们对我兄弟二人不服。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世袭罔替出身，论功劳，那也是他们祖宗立下的，包括张懋那老匹夫在内，这些年他可做过什么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事情？”
张延龄越说越觉得自己行事大有道理，此番被人攻击诘责，简直是蒙冤受辱，一时间情绪悲切，几近失控。
张鹤龄思考半晌后，觉得自己弟弟做的，似乎并没有太大过错。
张氏兄弟在考虑问题上都只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想，张鹤龄听张延龄分析得头头是道，想斥责，居然连句重话都说不出口。
张鹤龄转变话题，问道：“那你……老实交待，这两三个月时间，搜刮了多少银子？”
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张延龄神色间有些回避，犹豫半晌后才回道：“不多，也就……几万两银子吧！”
“几万两银子？恐怕要多十倍吧！如果你只是得了几万两银子，会舍得拿出六万两银子出来，为陛下筹措军费？京城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恐怕也与你巧取豪夺不无关系，你说那些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我看那些奸商都是你在纵容！”
张鹤龄越说火气越大，指着张延龄说道：“现在我不问你别的，马上写一份请罪状，我现在就带进宫面圣，请陛下宽宥。否则……连为兄也保不住你！”
张延龄一听就不乐意了，昂着脖子道：“大哥，我们是兄弟，你这是准备不帮我说话咯？见皇上可以，但要把话说明白了，我们兄弟二人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别人可不认为大哥在这件事上没收受好处……”
“包括嫂子在内，我可都是进献了礼物的，大哥这几月日子过得和舒坦吧，府里花销用度的八千多两银子基本是我帮忙垫付的，此外还有五万两银子的进项，那是兄弟我孝敬你的，您真的准备撒手不管？”
“你！？”
张鹤龄这才发觉，自己上了弟弟的贼船下不来了，“你……你到底想怎样？”
张鹤龄想到之前在五军都督府发生的事情，很显然别人都把他们兄弟当成穿同一条裤子，没有单独说他寿宁侯或者建昌侯怎样，都是把二人合在一起说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同为张皇后的弟弟。
张延龄此时有了气势，理直气壮地道：“要说错，也有错，错就错在鞑靼人犯边，京师戒严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我们只是利用规则行事。现在京师戒严尚未解除，我兄弟二人仍旧可以继续赚银子。”
“如果那些人把事情捅到皇上那里，皇上一定会考虑到我们兄弟的辛苦，不会追究，即便追究我们也能拿出银子来献给皇上，充作军费或者犒赏，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责罚我们？”
“现在皇上身体不好，连姐姐也刚生产完，身子骨不济，朝廷能指望刘老头、李痔疮那些老匹夫来打理？京师戒严，对皇上来说是无比英明的决定，我们一定要力挺！”
张鹤龄怒道：“你……你怎么还主张戒严？西北战事已经结束了！”
“根本没有结束！”
张延龄不以为意地说道，“兄长，既如此，那有些事我也不隐瞒你了……其实沈溪那小子曾多次上奏朝廷，在宣府遭遇鞑靼人的主力，还有监军张永，他也曾发过几封密报，称在土木堡与鞑子发生激战，获得歼敌四千的佳绩！”
“两人的军报都被我想办法扣了下来，信使也想办法打发了……我主要是觉得，这事情太不靠谱了，京营兵是什么货色，沈溪又带了多少人马，靠那群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歼灭四千鞑子军队？肯定是撒谎了！”
“为了核实事情的真相，我派京营兵马去查过，可惜回来报告的人不多，都说在出居庸关后不久，就遭遇鞑子游骑袭击，不得不狼狈逃回关来。因此我判断，沈溪和张永虽然有虚报的成分，但宣府如今的确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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