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点了点头。“陆公，你是江东耆贤，德高望重，又久经仕宦，经验丰富。你说说看，眼下该如何平衡不同派系之间的关系？”
陆康没有立刻回答。陆逊省亲，他和陆逊深谈过几次，知道陆逊有功不赏，反而受罚，就是受派系之争所累。孙策的发展太快，麾下文武又过于年轻，缺少年长稳重之辈，重臣中年纪最大的张纮还没到五十岁，以前甚至没有过主管郡县事务的经验，这样一个人担任首相实际上是有些吃力的。
张纮能做成这样，已经超出陆康的预料。至于虞翻、郭嘉等人，包括孙策本人在内，聪明是毋庸置疑的，经验却普遍欠缺。在这种时候，向老臣请教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当然，孙策亲自赶回吴县，不会只向他一个人请教，杨彪、黄琬等人都会受到他的垂询，首先来吴郡郡学，向他请教，也是表示对他个人的尊重，对吴郡世家的尊重，自然也是希望得到他和吴郡世家的支持。
甚至可以说，当着他的面驳斥严浮调也是其中一环。这说明孙策是清醒的，知道只有儒学能够治国。
“大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派系纷争，说到底争的还是私利。利不可无，无利不能存身。义亦不可或缺，不义则人自为利，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孙策微微颌首。他现在的感触是越来越深，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愿景，一个团体都很难壮大，更别说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了。为了去除儒学的弊端，解放读书人的思想，他公开否定天命，却没能建立一个代替天命的共同愿意，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还要不要放，放到什么程度，这是他最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利有大利小利，公利私利，近利远利，义亦如此。义利当相配，方能各得其所，否则难免顾此失彼。霸道之失，就在于重利轻义，王道之失，则在于重义轻利。大王欲行王道，分利于民，却又利重义轻，近乎霸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依老臣之见，民之利不可夺，那就只能着眼于义，使民知义，知大义，义利重归于平衡，则霸道之失可免，王道可久。”
“如何才能民知义？”
“自然是教化。”陆康笑道：“德教本是圣人遗训，也是儒门所重，只不过以前失之迂阔，士人虽奉为圭臬，汲汲以求，王者却不以为然，或者虚应故事。难得大王英明，或许有机会大行于世。”
孙策打量着陆康。陆康虽须发花白，双目却炯炯有神，透着说不出的兴奋，一点也不是垂暮之年的老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的就是这样的老人家啊。
第2208章 新义利说
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他期望的变化，儒生不仅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引领时代。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他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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