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吴国的建立看起来也与孙坚没什么关系。孙坚从来没有被封为吴侯，第一任吴侯就是孙策自己。但孙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孙坚十几年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就算他再聪明能干，也不太可能白手起家，由一个普通百姓统一天下，想抱袁术的大腿都未必有资格。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孙坚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才为他奠定了基础。讨许昭，征叛羌，平黄巾，少一个，他都没机会成为一方诸侯。
孙坚坚持以汉臣入土，那是他的信仰。从一个商人之子成为一方诸侯，他对大汉朝廷的感激发自肺腑。韦昭写吴史，说孙坚在洛阳得玉玺，本是想为孙吴立国寻找一些合法性，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往孙坚脸上抹了黑。以孙坚向袁术俯首，心甘情愿做马仔的自觉性，他就算捡到玉玺也不会私自保存，十有八九要交给袁术，或者直接献给朝廷。
虽说对这些不太在意，可是不能追认孙坚为帝，还是成了孙策心里最大的遗憾，尤其是看到这块纪功碑的时候。他在碑前站了很久，向站在一旁的太常魏腾请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按孙坚的遗愿办，还是按照礼仪，追封孙坚为帝？
魏腾沉吟良久，一时无法作答。
随行的孔融忍不住朗声问道：“敢问陛下，君与父孰大，忠与孝孰先？”
第2517章 圣之时者
孙策回头看看孔融，欲言又止。
儒家学术创立于西周之初的周公，成熟于春秋的孔子，本质上是宗法制度的政治哲学。
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分封制，是家与国的统一体，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对贵族而言，国与家、君与父、忠与孝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并不矛盾。
但秦汉不是王天下，而是帝国，不是分封制，而是郡县制。虽然有不少人希望回到分封制，魏晋一度恢复了六等爵、五等爵制，但那只是一厢情愿，最后都惨淡收场，不论是西汉的七国之乱，还是西晋的八王之乱，都证明了一点，分封制不合时宜。
就像一个人，哪怕童年再美好，成人世界再残酷，也只能慢慢长大，直至衰老，绝不会返老还童。
汉武帝独尊儒术，解决了思想上统一的同时也留下了隐患。
在王天下的分封制下没什么问题的君与父、忠与孝，在帝国时代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汉代以孝立国，皇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孝字，本质上是对忠的补充，保持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必将被打破。王莽、曹操的先后出现，就是忠的绝响。
历史上的曹操将皇袍当内衣穿，最后还保持着汉臣的身份，只是最后一丝温情。当司马氏祖孙三代人篡夺了曹魏天下，忠的遮羞布就被彻底扯掉了。晋朝重新提倡孝，不是对忠的弥补，而是没脸提倡忠，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孙策来自二十一世纪，对忠的认同有限。他与孙坚并非真正心理意义上的父子，却不妨碍他对孙坚的感激。他相信公平，不能欺负老实人，不能因为孙坚忠于汉朝，就无视他对吴国的奠基之功。
只是身在帝位，他又不得不考虑政权的稳定性问题。既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推行所谓的民主制，就不能不为忠留一席之地，至少不能轻率表态。
那不是给人民自由，只会让人民无所适从，为野心家创造机会。
见孙策不说话，孙权拱了拱手。“教授，俗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忠孝难道是分离的吗？”
孔融微微欠身，算作还礼。“当然不分离，只是有所不同。于国论忠，于家论孝。在国则以忠君为念，在家则以孝父为先。大王与陛下身在家祠，自然当论孝。”
孙权“哦”了一声，似有所悟，却还是看着孔融。
孙策一言不发，心中却微起波澜。他有一种感觉，眼前的孔融已经并非历史上的孔融，他明显要温和得多，不像历史上那样刻意针对曹操，主动挑衅，不惜以身相殉。
孔融向前迈一步，伸手轻抚碑文。“陛下想追认先父，自然是孝。但孝首在顺。令尊不忘前朝，不负忠义，你若因为孝而违逆他的遗愿，于私则为子不顺，于公则陷令尊于不忠，一举两失。倒不如遵从令尊遗命，成陛下之孝，成令尊之忠，两不相违，岂不美哉？”
孙权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孙策还是有些遗憾。“只是如此一来，先父于吴国之功，难免不彰。”
“于国存汉，于家肇吴。令尊存汉的功绩著于国史，陛下有心，不妨撰一部家史、别传，记下令尊肇吴的功绩，供子孙追思。”
孙策扬扬眉，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汉末虽有《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这样的史书出现，但官方修史的制度还未完善，私家修史是常有的事。严格意义上说，《史记》《汉书》都是私修史。既然如此，为孙坚私修一部《别传》之类的家史也没什么问题。
孙策转身走到吴太后身边，轻声问道：“母后以为如何？”
吴太后一直在不远处听着，见孙策不忘孙坚之功，一心想追认孙坚，又不忍违拗孙坚遗愿，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孙策并没有因为成了皇帝便冷酷无情，他还是那个心怀温情的儿子。
“孔教授是有大学问的人，他说的自然有道理。”吴太后挽着孙策的手，轻声笑道：“一事不烦二主，陛下军务繁忙，不如就请孔教授代笔了吧。你父亲在长沙数年，孔教授在岳麓书院任教，采风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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