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李南琴费尽千辛万苦赶到江宁，携书投于刘浩然府中。刘浩然命书局刊行余阙文卷，并聘李南琴入江宁学堂。
二月初九日，刘浩然在江边祭祀余阙，李善长、冯国用、陶安、朱升皆陪祭，李南琴以家属身份谢礼。
礼毕之后，刘浩然叹息道：“余阙老先生刚直峭拔，不以奴颜媚俗、夤缘以进为荣，又勇于为民请命，怒斥贪官污吏。安庆数载，不知活了多少百姓的性命，可惜最后还是以身殉职。”
李南琴流泪对答道：“元廷曾欲召老师入翰林。可是老师说他一去安庆危矣，所以拒之不去。陈贼攻城日急，老师在间隙有暇之时，继续注《周易》。他说城外陈贼相逼甚急，恐时日不多，故而希望完成这最后编著。老师还聚诸生汇集郡学会讲，并命军士们立门外旁听，知尊君亲上之义。”
说到这里，李南琴已经泣不成声，伏地大哭。而刘浩然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朱升不由感叹道：“余先生为文又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言诗体尚江左，高视鲍庾以下不论也，篆隶亦古雅可传，想不到还有如此古良将烈风。如此文武大才，元廷居然早不大用，让他最后孤守独城数载，真是令人叹息！”
而刘浩然想的更多，回到城中，他请冯国用、李善长、陶安、朱升入府议事。
“诸位先生，我曾闻后汉光武帝鉴于前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于是就大力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彰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并颁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如逢萌，周党，王霸，严光等，史书云‘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举逸民天下归心’。到后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涌现了许多如李膺、陈蕃、范滂这样蹈仁践义、视死如归、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刚烈士大夫。而后汉末年对高士的欣慕往往胜过王公贵族，也与这种对气节的倡导不无有关。”
听完刘浩然的一席话，朱升和陶安不由互相一觑，微微点头，而冯国用和李善长各自低下头去暗自磋磨。
“我知丞相的意思，正值国事动荡、人心纷乱之际，这顺应大义、忠君报国的气节就尤为可贵。丞相要大力提倡这些，实属难得。”陶安先开口道，说些模拟两可的话。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忠君报国，忠的是哪个君？元廷的官吏可以忠于大都的元帝，而江南行省就要忠于安丰那个小明王，这不符将来发展的要求。大家都忠君了，元廷的官吏将领个个都要与红巾军拼老命了，这仗怎么打？忠于小明王，估计江南行省的军民十停有九停只知刘丞相而不知小明王，这如何忠？所以在没有弄清楚刘浩然真实用意前，陶安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
“护军在初建定远营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宗旨，草创军纪军法时更提出了权利、责任和义务，现在这两条也正在逐渐贯彻于江南律法当中。今日护军因祭祀余阙老大人心有所感，莫非想提出新的气节说法。”冯国用与刘浩然相知甚深，他隐约感觉到刘浩然想说什么。
“我敬重余阙老大人，除了他的人品文章外，更敬重他愿为安庆百姓尽心尽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刘浩然沉吟一会开口道。“在祭祀他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义利之辩。”
对于刘浩然有点跳跃的思想，众人都在努力地跟随着。
“说句亵渎的话，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余阙老先生的文才，只是因为知道他忠贞不二，坚守孤城才得知了他的大名，进而了解他的才学。所以我突然冒出一个不敬的念头，如果余阙放弃守安庆受召去了大都入翰林，那么过了数十年，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他的道德文章？毕竟史上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这样的绝世大才少之又少，大部分文人不管做出了多少锦绣文章，最后都消失在史书之中，最多被偶尔顺带一笔。”
听到这里，朱升、陶安两人不由目瞪口呆，而李善长、冯国用不由双目精光，他们俩已经摸到一点思路。
“余阙老先生坚守孤城，为民舍生，让世人敬仰，定当流芳千古，至少安庆百姓记住了他，我们记住了他，从而又记住了他的道德文章。是不是可以说，余阙老先生的这种大义换回了一种大利，使得自己能流芳千古的大利。”
此话一出，朱升和陶安都骇然了，他们想不到刘浩然居然说出这套理论。
“当年孟子游魏国，魏惠王刚好准备出兵赵国，以此事相问圣人。孟子却避而不谈，只是以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来劝告魏惠王，让他多行仁义，则天下自然归心。可惜魏惠王不听，继续出兵，结果与赵国斗个两败俱伤。”
刘浩然说得这个故事出自《孟子》第一章《梁惠王》，朱升和陶安都读过，自然知道，于是点点头继续听着。
“孟子劝魏惠王多行仁义，却和我而今所做的相合。天下人都知道我对百姓广施仁义，就连两军对垒，也是仁义有加，不但善待俘虏，更善待战死之人。而且我定下的军纪严明，严禁抢掠百姓钱财和女子，与一般军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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