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位于长安与庆州中途的豳州（今陕西彬县）。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这起震惊朝野的“李建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
八 李建成谋反案(2)
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 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庆州都督杨文干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警告，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 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智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干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坐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 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说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被废黜，谋反行迹已经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 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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