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具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法治的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正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
第20章·最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厉，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铆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则天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则天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 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则天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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