盔，头盔内戴红色宽边茶色眼镜。小个歹徒戴深灰色全包式摩托车头盔。两名歹徒
乘一辆两轮80型以上红色摩托车……”
《意见》中说：“‘3·8’串案已经历时2年多，作案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
气焰之嚣张是我市建国以来所罕见的，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危害。
这起案子不破，我们公安机关就无法向党、政府和人民交待，就会使犯罪分子的作
案心理更加强化，犯罪的气焰更加嚣张，社会治安形势就难以有效的控制，公安机
关的战斗力就无法体现，形象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因此，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靠前指挥，集中力量，
集中时间，积极调动和带领广大干警全力投入到对‘3·8’串案的调查摸底和侦破
工作中来，确保这项工作的完成。”
只有在“3·8”串案侦破后的今天，广大读者才有可能从报纸上读到公安机关
的内部文件。这一番话，说得多么深沉而痛切啊！人民卫士在为人民的安危而担忧，
对犯罪分子的猖狂切齿痛恨，为案件久侦不破而深深自责，感人真情跃然纸上。
专案侦查
“11·19”案发第二天，于凌舜召集议案会议，共商破案大计。参加会议的，
有刑警支队的支队长、技术处负责干部，各分局主管刑警工作的副局长等等。这些
人都是长年征战在刑侦第一线的老公安，于凌舜的智囊人物。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峰，
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姜沈生等也出席了会议。
李峰副厅长同意成立专案组，搞责任制，由市公安局直接指挥。11月11日，市
公安局决定成立以党组书记、局长杨加林为总指挥、其他党组成员为副总指挥的专
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刑警支队，由刑警支队、和平、铁西、于洪、皇姑等分局抽
调17名侦察人员组成联合专案组，长期专职开展对“3·8”串案的侦破工作。
案件不破，专案组不撤。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二天，便在刑警支队专案副大队长
郭春晓组织下到皇姑车行进行调查。
另一条线，是发动全市公安派出所，用10天时间，集中全力开展摸底排查和专
项清查工作。鉴于这场与“3·8”串案犯罪团伙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市公安局
及时调整战术，改变了过去那种拉大网、梳篦式的大兵团作战方法，抽调精干警力
以专案形式开展侦查，这是很有必要的。
正当公安机关改变战术，锲而不舍地开展侦破工作的时候，在“3·8”串案犯
罪团伙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与过去3至4人共同参与作案不同，“10·16”、“11
·9”这两起案子都是由汪家礼和汪家仁两个人干的，孙德林、孙德松没有参加。张
铁帅家的“点”原来是孙德林“踩”的，但是在实施行动中他却没有参加。这是为
什么呢？
当这伙匪徒落网后，预审员在讯问中向汪家礼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是一
段讯问笔录：预审员：你和孙德林有没有矛盾？汪家礼：有矛盾。有时我也想过，
他们哥俩出去干啥？在去年“5·1”孙德林出事（指在广西买枪被抓）前，我们就
分开一段了。因为他认为我不服从他，互相吵了几次。
他问：“我哪件事对不起你？”我说：“你自己寻思。”都没挑开。说他匿钱
的事，他不会承认，反而产生误解，他想：不就是你们哥俩有枪，我们哥俩没有枪
吗？既然话说不到一块儿，就分开一段。我也知道他们哥俩会加小心，不然出了事
大家全完……
不难看出，除了在分赃和“路线”等原有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有枪”与
“无枪”的矛盾。由于有了枪，汪家礼在团伙中的地位提高了，说话硬气了。相形
之下，孙德林的“老大”地位受到了挑战，每况愈下。这样，孙德林与汪家哥俩的
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如果汪家哥俩认为干一起案子他们两个已经够用，就不
再找孙德林，更不用说找孙德松了。汪家仁和汪家礼是亲哥俩，而且都有枪，何必
再增加一个伸手分钱的外人呢！
临危脱险
那个在家具城经商的老板，最先是孙德林盯上的。他对汪家哥俩说，那个老板
买卖挺大，家里一定很有钱，值得干一把。可是后来，孙德林另有想法，不干了。
你不干我们干，汪家礼这样想，把这个“点”捡了起来。
10月16日那天一早，汪家礼和汪家仁是共乘一辆摩托车去的，他们把摩托车放
在九马路和齐贤街的十字路口附近。他们悄悄走上那座楼房的第四层，来到那个业
主家的门口。他们倾听屋里的动静，那两口子走动和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按往日
暗中观察的时间，他们也该出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们好像有点磨磨蹭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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