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仅存天理，大家都成了哲人贤者，天下岂不太平？若只有人欲而尽弃天理，与禽兽无二，天下岂不大乱？朕反复揣摩，越发觉朱文公之言实为治国之宝，以此才问起朱文公官江东转运副使诸事。”
朱元璋这一番话，一则强调了“去人欲，存天理”这扼杀人性的精神枷锁的重要作用，一则轻轻掩盖了他想拉扯朱熹为祖宗的可笑意图。 皇子师傅中最有名的两位乃是太史公宋濂和博士孔克任，宋濂还专门负责教育皇太子朱标，他们心里何尝未洞悉朱元璋欲攀附朱熹的用意呢？不过，两人侍帷幄多年，最了解朱元璋的秉性，因而深知，遇有不同意见时，若正面的劝谏，只会激怒皇帝，轻则受谴，重则惹来大祸；若装作糊涂，事后借题发挥，倒能使朱元璋自行放弃原来的不妥当意见，而他们也不会招来风险。这一次他们又达到了目的，见朱元璋不再坚持把朱熹当成祖宗，便都附和着吹捧起朱熹来，说他实在是继董仲舒之后于儒学最有贡献的人了，真应该配享文庙。
朱元璋
把话题转到了对皇子们的教育上来：
“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朕之诸子，有待师傅的雕琢。教的方法，首要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好办，心不正，诸欲交攻，就会坏了大事。你们要用实学教导，用不着学一般文士，光是记诵辞章，一无是处。” 这种把德行置于一切之上的训话，朱元璋岂止进行过一次？朱元璋深恨自己年轻时没机会上学，因此，对诸子的教育特别重视，对他们期望大，管教严，从不溺爱姑息。不仅要求他们有学问，更要求他们有好品德，对他们的教育，除经师儒生而外，又选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作他们的老师，把君臣之道，礼乐之教，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对他们朝夕讲说。
朱元璋正在大本堂留连之际，便有太监来报，说有徽州典史朱某应召进见。朱元璋猛然触动心事，便去召见臣下的侧殿召见朱某，问道：
“汝是朱文公的后人吗？”
那小官那敢在皇帝面前撒谎，自惹杀身之祸？只好直言不是。
朱元璋听了这回答，心中不由翻腾起来：区区一个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作祖宗，皇家如何干得？况且他实再没听过凤阳朱家和婺源朱家有过瓜葛，如硬攀附了，白给人作子孙倒也罢了，被人识破，岂不落人笑话？ 朱元璋这才打消了认名儒为祖先的念头，决定向同乡汉高祖看齐。汉高祖不就是起自田亩，出身寒微的布衣、匹夫吗？不也和他一样没有先人留下的基业，没有现成的一寸土地，全靠自己白手起家，赤手空拳，剪除群雄，浑一天下！
想起汉高祖，他不由记起那首著名的元曲枟高祖还乡枠。
年轻时朱元璋就记熟了这套散曲，并且觉得睢景臣骂得很解气，叫人读着心里痛快。什么天子，不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出身的无赖吗？什么高祖，原来不也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农夫和布衣吗？在当行童时，在给彭莹玉作徒弟时，他都喜欢吟诵这套散曲，觉得读着它便有一种睥睨一切粪土王侯的雄伟气势。
可是，自从当了吴王以后，他就不喜欢再吟这套散
曲了。他不仅不再敬佩它的作者，反而憎恶起他来，认为他故意在损贵为万民之主的皇帝，很有些无君无父之心。他有时会骂出声来：
“挖人根基算什么好汉！若睢景臣还活着，朕当以‘大不敬’之罪诛之，以警告那些犯上作乱者！” 虽然朱元璋起自造反的红军，然而自当上了吴王以后，他对犯上作乱者是异常痛恨的。他制定的大明律规定，对谋反犯上者杀勿赦，并且非止一般的斩首，而是最残酷最野蛮的剐刑（亦称凌迟、寸磔，即千刀万剐）和绞刑。对拦路抢劫者，不论劫得财产与否，一概处死，罪犯的财产还要没收，一半充公，一半用以抚恤受害者。对偷盗，朱元璋也以回回的法律绳以重刑：初犯者砍右手，重犯者再砍左手，三犯者则处以死刑。甚至对无业游民，朱元璋也置以重典，因为朱元璋起自民间，深知无业游民对正常统治秩序具有极大的潜在威胁，一有天灾人祸，风吹草动，他们便首先作奸犯科，甚至铤而走险。于是，朱元璋对无业游民（官文称逸夫）采取了
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在枟大诰续诰枠中规定：
“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当然，朱元璋最痛恨最担心的，仍是造反者。打天下时，他就遇到过亲家谢再兴和最主要的助手邵荣、赵继祖的叛变和谋反；他坐天下以后，以宗教为号召的农民造反运动几乎没有息止过，有的自称弥勒佛降世，有的冒充彭莹玉未死，人数从几百到上万，活动区域几乎遍及江南，有的起义军还使用小明王的年号和帝号，根本不承认朱元璋的统治。
因此，朱元璋明令禁止一切邪教，特别严厉禁止他早年曾信奉过的白莲教、大明教和弥勒佛，对宣传这些邪教的人毫不留情地处以极刑。
朱元璋的政治态度的这一转变，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表明他从农民中的一员，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头子。
朱元璋的思路像闪电一样，从睢景臣的枟高祖还乡枠，闪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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