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厚照，当把他放到政治、历史的概念之下，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恭维以及同情。可是，如果只是把他看做千万普普通通的人中的一个，我们则宜更多注意其性格的悲剧。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4)
作为皇帝，他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但朱厚照的方式最奇特，他一辈子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这个角色。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可偏偏一不留神，他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看，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的反叛者，是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也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个人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的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的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使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5)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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