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他更于行动之外，隆重推出备载他所领导的礼教斗争伟大胜利及其理论贡献的“不朽文献”。这部文集，三编三定，历时四年。最早，由礼部尚书总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编成《大礼集议》六卷，过了一年，再命修订并更名《大礼全书》，嘉靖六年八月《大礼全书》呈进，嘉靖阅后以为“未尽其义”，需要“通查详定”，且亲自另拟《明伦大典》之名，发回重编，又经过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告竣，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8)
嘉靖却真正把皇帝当出了个性，当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实录》，前半部分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叙述，今天主持这个仪式，明天讨论那个礼数。罔论巨细，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嘉靖以九五之尊，对探究儒家经典理论表现出浓厚的专业的兴趣，是完全超出实际需要的，令人疑心关于此事他是否陷于某种程度的自我强迫症。我们试图认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读。
归根到底，时势使然。到明代，儒学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它的整套思想和礼仪制度确实成为笼罩一切的权威。过去，一般以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后，儒家即居于帝权时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事实与此相差很远。汉代儒学盛极一时，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这漫长的时间里儒教和经学不仅谈不上独尊，不少时候还处在释、道之下。这情形，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的《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一节中，讲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实是很可怜的：
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在唐代人观念中，从事政治，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汉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经远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43}
汉亡之后，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学、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势。宋是儒学振兴的时代，大师辈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高蹈态势，所以有人将宋代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这势头，却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后来的满清政权不同，蒙元政权不屑于采纳中国正统文化，他们索性连科举亦予停办。不过，蒙古人的行状也许正好发生一种激励作用。在将他们逐还北漠之后，胜利者朱元璋颇以民族英雄和中华传统复兴者自居（这种情绪甚至令他在为首都选址时也首先考虑汴梁，唯因其地势无险可守才悻然放弃）。于是，宋儒开创奠基于前，明人踵继于后，儒家伦理真正推而广之，遍及和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学术的方方面面，自此权威牢不可破，其余一概成为异端。
明代士风，是历史上儒化最充分和最彻底者（清代士大夫继承了这个衣钵）。明代的帝王，也是历史上这类人中受儒家伦理约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盘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续了这种历史）。先前历代君主，不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自己的个人信仰影响举国的价值取向。反观明代，个人精神世界偏离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如正德惑于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终也把这兴趣限于私人范围内，无法将它扩大成国家风尚，来取代或削弱儒家的思想统治。
所以，明代带有中国帝制晚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价值观、精神生活、思想意识形态趋于定型。它一方面表现为僵化，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为制度化———无人能够超乎或凌驾于这种业已成为政治体制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之上。
在此背景下来看“大礼议”，我们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别的朝代。掰着指头数数，不曾有哪个朝代为着这样一件虚头滑脑的事，倾朝相争，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关的地步。虽然杨廷和们引经据典，找了一些例子，当做“故事”，好像这种事件古已有之。其实都有很大区别。
汉成帝以定陶王为太子之事，波澜不兴，平稳过渡，根本没有形成激烈的“路线斗争”。宋英宗的故事倒很是热闹（宋代，正是中国帝权晚期形态的开始），朝臣名儒也分做两派。不过比较一下，我们却能找出英宗的故事与“大礼议”的重大不同来。前者热闹归热闹，皇帝的处境却并不艰难，英宗并未费太多周折，就把事情轻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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