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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14世纪-17世纪的六位中国皇帝_李洁非 【完结】(146)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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