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精神去势手术”,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边痛切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5)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吗?
*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者;然而,跟很多*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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