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遍地开花、甚嚣尘上的所谓“揭露人性”、“暴露官场”、“揭秘阴私”等等等等之类的流行小说，就知道，中国文学是怎么样的一个黑暗的精神地狱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会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文化潮流，除非是魔鬼撒旦所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会不把歌颂光明面、人类心灵的美好、引导社会向上，放进文学创造第一主题的崇高位置——这样做，并非政府的引导，而在于作家的天良和理性认知，政治道德和社会思想修养，而最根本的，还在于人的“真善美”的本质——即使是黑非洲，即使是我们的南亚近邻印度，南美洲不见经传的小国，都创造出与我们不同的，在思想、艺术上远远高于我们的小说，这样的事实，不自今日始，应该是从近代史上有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后。
中国文化确实远离世界。中国小说至今无缘于世界级文学奖，中国文化的其它形式包括舞蹈、戏剧、音乐、交响乐（至于电影，更是典型的假大空，靠的是声光效果和奶沟）----等等等等，没有一样，能拿到世界上去，是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的时候了，时值中央文化工作大会提出新时期“强国文化”大政方针的时候。
所有上述问题，都在《帝国雄兵》中得到应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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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不算多余的问题，现在网此次开办全国文学大奖赛，到底想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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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是为了奖励一至几篇畅销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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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
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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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俄国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道路的思考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否定式爱国主义情感等，都是试图通过严峻、清醒的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意识，这也成为俄国独立的、创新的思想萌芽。别尔加耶夫认为恰达耶夫体现了19世纪俄罗斯主旋律的基本事实——对国家的反叛。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别尔加耶夫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与恰达耶夫相同的，是另一位历史哲学家霍米亚科夫。他说：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善良的，没有什么值得尊敬或者值得效仿的东西。无时无处不存在着文盲、不公正、抢劫、叛乱，对个人的压抑，贫穷、动摇、缺乏教育和腐败，在人民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光明的时刻，也找不到一可以令人安慰的时期”。
别林斯基被别尔加耶夫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思想史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说：“别林斯基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力图实现一种极端的世界观。对富于有热情和感性气质的他来说，认识与受苦是同一件事情。他的特殊之处是靠思想生活，他探索真理，‘固执，激动而又节奏甚快’。他一生都在燃烧，却过早地燃尽了生命”。别林斯基在文章中写道：“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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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全部意义，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备受重视的问题。俄罗斯作家们没能停留在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别尔加耶夫指出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人类心灵的改善。他说，果戈里是最神密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和最完善的俄罗斯艺术家之一。“尽管果戈里的书有着可恶的毛病，但他毕竟还有这样的思想：‘俄罗斯号召人们建立兄弟情谊，俄罗斯人的追求就是地上千年王国自己的寻求’” 。
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别尔加耶夫写道：“为苦难和对苦难人的怜悯折磨的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19世纪俄罗斯宗教问题和宗教探索的主要人物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不是哲学家。“他完成了关于人的伟大发现，以他为开端，开始了人的内心史的新纪元。”而托尔斯泰与陀斯妥也夫斯基有相同之处：“一生被自己的特权地位所折磨，他想放弃一切，想平民化，成为庄稼汉。”别尔加耶夫评论道：“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弑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的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的受苦人的呐喊；而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已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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