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迅速向苏联坦克乘员喝酒的沙丘潜去----
脚步声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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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沪生心都拎着，藏在背后的手枪已经伸上来了，部队长眼睛狠狠瞪着他----听到另一个声音说：“你知道什么啊？！”
“就在下面啊。”
“走，看看去。”沙子已经滚到脸上了，部队长狠狠使了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两双手向上，狠狠拉住两双腿，拼命一拉，两个苏联兵，都被拉下来了。
就在把两人拉下来的那一刻，两双脚已经踩在了对方胸膛，两只枪对准了苏军坦克手的脑袋——“老实一点，我们是土匪！”话音出口，两人都愣住了：“啊！”
——原来踩在脚下的不是刚才那两个醉鬼，而是换了一身便服的彼得和湿塔！
这两个家伙跑到这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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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地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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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罪？！”上级怎么知道部队长在哈萨克斯坦的行踪，怎么能随便给一个人定罪呢？难道“夜莺”向上级密报了吗？这个“夜莺”----他不可能一方面作为我方通缉犯，另一方面又在背后密告部队长，这不符合逻辑；那么，另外一个敌方的“夜莺”呢----他----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使暗中跟随我们，也不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啊----那么谁一直在现场，最有可能向上级密报呢？这个人----“啊”，他大叫一声——这----个----人——“是我！”
他一下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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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满手是血----原来我是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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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向塔城分区报告敌情的！因而应当是我来承担铁列克提失利的罪责，而不是部队长！
是我在塔城的活动掉以轻心，是我的汇报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我，怎么能是部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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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一个夜游症者，在悬崖边突然站住----他清醒了！是自己，在三个月之前给上级写过一份交代材料----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巨细不遗地记录反映了哈萨克斯坦之行----我是在为自己开脱吗？没有！可是，上级正是根据这一份材料，判定部队长的“叛国”性质----宣判了他的“罪责”----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诚实的，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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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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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在噬咬着他的心。他像一个全身心浸润在祭坛圣雾里的信徒，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灵魂的寄主竟然是一个嗜血的恶魔----思维的根基倒塌了----烟云散去，一切都是虚伪的谎言----
月光之犁割破了窗纸
我慌忙收拾起一页遗作
谎言 伪著 一切将
真相大白
阴湿的荒芜里
那把银色的刃----
从田野犁过
新月，开垦我吧
每一页腐叶下的罪恶
痛苦灵魂的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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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找回我们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为个人绝不参与谎言。虽然谎言遮天蔽日，无处不在，但是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只要我们不合作，铁筒一般的由我们的不作为幻想出的包围圈就出现了一个缺口。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谎言，却最具有毁灭性。因为只要人们不说谎，谎言就无法存在。它就像一种传染病，只能活在愿意说谎的人身上。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胆怯的，但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出选择：要么你自觉地作为一个谎言的仆人——当然，这并非由于你赞成谎言，而是由于你要养家，你不得不在谎言之中把孩子们养大——要么你就卸掉谎言，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值得获得你的孩子和同时代人的尊重。”
他想起了以前在军校时偷看内部灰皮书 ①《XXXXXX》中的几段话----在那些书里，有真理，有理性----记得自己还悄悄摘抄了好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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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痴呆地注视着黑白电视机里省体育场上“反革命现场宣判”万人大会的视频----眼前忽然出现了另一幕：
寒冷萧瑟的中苏边境----大漠荒凉，一片寂静无声----远处正飘来沙尘暴，漩卷的窝尘像无根由的卷心菜一样在漠地上疾走----黄沙持续袭来，一股股狂风带着粗厲的沙砾向头上击来，像刀尖戳在脸上----不一会功夫，俩人羊皮帽檐上、脸上、头发上都粘满了沙子。沙尘飞涌，口干舌燥，两眼迷离----苏联人坐在坦克旁喝酒----两枪悄悄伸出，两头探出沙丘，两个匍伏在沙地上的人一步一步肘行向前爬去----部队长脸色铁青，两眼圆睁，牙一咬，轻喊一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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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拯救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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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长和自己约好分头甩掉土匪追击，在塔城分区见面----可是当他冒着生命危险跳崖，千辛万苦到达指定地点汇报情况后，就被抓起来了，罪名竟是“投奔苏联，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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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全部依据我在中亚细亚沙漠中的“供词”，也定不了部队长的“叛国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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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正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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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波兰诗人写过：“暴君的圣旨，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过是些含混的言辞——必须有人把它翻译成搜查令——必须有人身怀抓捕的绝技——必须有人喜欢那么干——必须有人擅长把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带到正确的地点——用铁棍或拳头，重重地敲击头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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