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杜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无人知晓，后来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曾经问过杜娟其中的原由，杜娟没有详说，只是微微笑了笑：“红妹，你永远不会懂，那是一种精神的无限需求。对于我这个人来说，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取代一切，尽管有许多东西纯粹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我依然充实、满足，或者叫做幸福。红妹，只有在精神的空间里，你才能体验到世界是多么宽广和丰富。”
霍红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拼命回忆着她所记忆得起来的杜娟和父亲在一起时的情景，但她委实判断不出有啥异常之处，包括父亲在北京中央党校被改造思想时杜娟去探望他，包括父亲的追悼会上杜娟默默地站立时，她都看不出杜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表示。于是，她只能感觉杜娟与她原本就不是一代人，而是她的上一代人，所以她才会无论如何洞穿不了杜娟的内心世界。
霍达东又站到了他曾剿过匪的白水地区那个叫白水湾的村庄旁，这里被一片白雪遮盖住，远近一片银色，若不是有一群乌鸦在雪地间跳来跳去，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世界只有白这一种颜色。霍达东不知如何形容这洁白的天地，他只能感觉到这里很干净，很安宁，而且他想得更多的是这场大雪将会使明年的小麦长得很旺，保险是个丰收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日子也会过得安稳点。
他到白水湾是来抓成立高级合作社的试点的。常雪倩向他袒露了掩藏很久的隐秘后，他心绪烦乱，不想回家，正好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省里决定加快农民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以免成为毛主席所说的“小脚女人”，落在农民积极愿望的后面。他就带着一个工作组深入到白水地区，准备用几个月的时间将这里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全部建为高级社。若有可能，再搞出几个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变为国有。
这种能亲眼看着农民们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美好念头多少冲淡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烦恼。社会生活的欣欣向荣也给他创造了逃避个人生活不幸的机遇。
他心旷神怡了，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在原来是王县长，现在是王专员的瘦小汉子的陪同下，一步一步走进了村内，苏联越野吉普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村子里早就盖起了新房，被土匪烧杀过的痕迹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很少见到汽车的男女老少们听见马达声，纷纷拥出门来，一群娃儿们把住汽车的门把手，挂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享受着不用步行而前进的欢悦。
村长是个老汉，见来了群坐汽车的官，又依稀认出了霍达东是几年前带着部队来剿匪的省里的大员，有点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把他们让进了村公所的院子，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打开办公室门上的锁，又张罗着抱柴、搬炭，点上火，冷冷清清的房子内才算有了点热气。
“冬日里没啥事，都在自己家里暖和着，这村公所就锁了门。”村长解释着。
王专员喝了几口砖茶，间：“你叫啥？”
“我叫白柱子，村里人都叫我憨柱。”村长忙不迭地答道。
“你这村里有几个合作社了？”霍达东很关心这个问题。
白村长想了一下：“仨，不，应该是俩，有一个合作社几户人家合不来，社长偷人家媳妇，副社长自己多分了五百斤玉米，闹意见，前几天散伙了，剩下那俩也……”
王专员偷偷瞪了白村长一眼，吓得白村长闭上了嘴。
“剩下那俩咋的了？”霍达东追问。
“剩下那俩，那俩……”白村长垂着头，可眼角却不时瞥向王专员，似乎想从他那里求得怎么回答的意思。
霍达东发现了这情况，站起来，指着王专员吼了声：“王专员，你要不让农民给我说实话，你就给我滚！”
王专员脸一红，一声没敢吭。
“憨柱兄弟，说吧，甭怕，不会扯谎就别扯。”霍达东拍了拍白村长的肩膀，见他拿起旱烟袋，忙掏出香烟，递给了他一支。
白村长见霍达东这么客气，安心了点，很稀罕地双手捧着那支卷烟，闻了闻，没抽，开口说：“剩下那俩合作社好着哩，大家的牲口一起用，水渠一块挖，一块下种，一块收割，互相都沾了光。单干的时候，人口少的，不是忙不赢下种，就是来不及收割，用起水来也是为了你先我后地闹起来没完。成立了合作社，没这些事了。其实解放前我们也搞过这事，那时叫、叫帮耕会。都是一样，收了粮，哪家牲口多、劳力多、就多分，牲口、劳力少的就少分。咱农民也没更多的心眼，不会坑人哩。”
王专员松了口气，也凑过来，问：“白村长，把几个合作社合起来，全村成为一个高级社，都交给你管，咋样？”
“怕是管不了，有几户人家不听我的哩，他们牲口多，劳力多，地也多，在村里充老大，除非让他们当社长。”白村长确实憨厚，实实在在地回答。
霍达东点了点头：“这样吧，白村长，我就住在你们村，啥时候搞起高级社来我啥时候再走。”白村长傻眼了：“这，这……你是省里的大员，咱村里没法睡觉，也没啥东西给你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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