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此，督军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马先生果然好口才，令我茅塞顿开。怪不得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哩。好，马先生，咱行大义，放了那个、那个叫什么土生的。日后北伐军来了，咱也大开城门，以酒相迎。”
马圆轻轻地出了口气，向督军表示了感谢，然后告辞了。当他几天后见到因马孝贤在肤郡周旋而没有受刑的安然无恙的霍达东时，没有埋怨他因和婆姨桂桂亲热而险些丧命的事，而是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因为出现奸细对于在陕北地区还没有公开活动的共产党来说是极大的危险，而这恰恰也是霍达东想搞清楚的问题。
自从被肤郡县警察抓捕的那一刻起，霍达东首先就怀疑是马牙子的信口开河，多嘴多舌走漏了风声，让警察发现了他的踪迹。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个怀疑，因为马牙子绝不可能知道他是共产分子，这一定是内部有人出卖了他，可他又推测不出这个人是谁。他还曾猜想过会不会是马圆的弟弟马方，可同样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马方不是党员，当然不知道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况且，他和马方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大不了就是少年时期他曾在家乡打扰了马方领着几个城里学生游水的兴致。霍达东想马方也不致于为此要置他于死地吧。何况，在他被关押期间，马方还陪着他大游说于县府和警察局之间，使他免受大刑之苦哩。
他回答不了马圆的问题。
致于到底是谁出卖了霍达东，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判断，而那个带人去抓捕他的白脸警察在共产党转入公开活动之后，就突然在某晚上醉酒之后失足掉进流过肤郡城的那条河中淹死了，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个警察头目是为人所害。奇怪的是就连警察局的案卷中也没有什么人告发霍达东的纪录，这件事终究成为一桩悬案，尽管后来几次有人为了纯洁党的队伍而想搞清楚这件事，但始终没有结果。
在共产党执政后的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旧事重提，宣称自从建党起，榆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内部就有坏人，霍达东同志被出卖就是实证。结果，凡是从二十年代起就在这个地区活动过的党员无一能逃脱挨整的厄运，在戴高帽游街、万人大会批斗、抄家、关“牛棚”、挂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跪玻璃碴子、吊在电线杆上曝晒等群众专政的惩罚下，有人承认了自己革命斗志不高，曾想脱党；有人承认受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袭，搞过一百多个女人；有人承认有官僚恶霸作风，经常打骂老百姓；有人承认自己没有为人民服务，让百姓依然受苦。可始终没有人承认出卖过霍达东。也许这个人将带着永久的良心的重负，直到他走进坟墓。
·１３·
陕北汉子霍达东很高兴他的儿时伙伴、也是他共产党的伙伴的李仲海从南方回来，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孤独感，而是因为李仲海从南方带回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消息和中央对此的指示。煽动农民起来闹事，抗租抗税，甚至打倒土豪劣绅、反动官府，是霍达东已经融于血液之中的一种基因，也正是他脑后反骨的本能体现。更为关键的是，凡是农民们所追求的愿望，都是他所义不容辞要站出来支持的理由。这一天生性格，导致了他一生无法褪去的农民本色和最终的个人悲剧。
李仲海是霍达东亲自从榆林接回肤郡的，由于督军的一纸命令，对霍达东砸粮库的事既往不咎，霍达东不但获得了自由，而且也安稳地留在了肤郡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当了校工，当然他共产分子的身份依然没有公开，他还是秘密地为共产党做着工作。他之所以能留在肤郡，是因为马圆的安排，一来他对肤郡一带比较熟悉，有一定的根基，比较容易开展工作，二来他也可以经常和婆姨在一起。共产党也是人嘛，需要爱，需要家庭。马圆在得知他结婚几年没有娃娃的情况后，还找中医给他开了几味药，让他吃吃试试。这一切，都让霍达东觉得马圆很有人情味。
霍达东和李仲海从榆林城出来时，李仲海的身份是肤郡省立师范学校的教师，这自然是马圆疏通关系为他争取来的，而霍达东则是驴东家的伙计，为客人牵驴。李仲海只是在出城人多时坐在驴屁股上，当走上人迹稀疏的山路时，他就再不愿骑驴了，而是跳下来和霍达东一同步行。他说：“走在黄土上，脚下踏实，心里亲切哩。”
霍达东笑笑，摸出根香烟来，刚要用火柴去点，李仲海递过来一个白铁皮做的小圆筒，说：“达东，你不抽烟我差点忘了，给，送给你个小玩意。”
“啥？”
李仲海把那小圆筒的盖子拔下来，用手捻了一下上面一个小齿轮，一团火苗就在如同油灯捻似的小绒线上烧起来。“这叫打火机，南方抽烟的人都用这东西哩。”说着，他把这东西送到霍达东手中。
霍达东稀罕地接过来，照着李仲海的样子一捻，溅出几个火星，没有冒火。再一捻，火苗出现了，可一阵风又吹熄了它。第三次背着风，才算打着了火，点燃了香烟。他把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收好，问：“南方这稀罕东西多吧？”
“多着哩，以后我慢慢给你扯。我先给你讲点正事。”李仲海兴奋起来，他放慢了步伐，有点炫耀地说：“你知道咱们党内的毛润之同志吧？他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多个代表中的一个。我在广州见到了他，听他讲了课。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哩，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头头是道，让人信服。他最行的就是组织农民运动，搞农会，在农村里由农会掌大权，斗争地主老财，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全分给农民。地主老财胆敢反对，就杀他们的头，农民们可拥护他哩。毛润之同志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他为农民办事说话有理有据，满腔热情，义无反顾，我真是获益匪浅，这一趟南方之行没有白去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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