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东叫起来：“李仲海，你这是投降哩，你狗日的怕死！”
李仲海没有回头争辩，只是低声说：“达东，这是决定，有什么事我负责。”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秘书长不愧是知书达理之人。”县长虚情假意地赞叹着。
“你凭什么决定，我是总会长哩！”霍达东想反抗，可几把刺刀向前一压，他的胸口和后腰立即浸出了血迹。
县长脸色一沉，厉声说：“霍达东，别不识好歹哩，看在咱们都是喝肤郡水长大的面上，我对你已经网开一面、仁至义尽了。按你的劣迹，若在其他地方，早就被先斩后奏、就地正法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哩！”
“狗日的，你的脸才长在裤档里。总农会成立时，你又祝贺辞，又赠大匾，把总农会当爷敬哩，现在你咋说变就变了？！”霍达东不顾刺刀扎在肉里，依然暴跳如雷。
李秋枫实在不忍看霍达东那身上正在染红衣服的血迹，一下站到了县长面前：“县长，你不是讲法吗？对霍总会长随意伤害也是违法的！”
警察局长斜着眼冷笑一声：“李老师，李委员，你可是榆林府有名的大户人家的千金，跟这帮痞子无赖混在一起，有失身份，小心有一天把你共了妻，丢你李家祖宗的人哩！”
“不用你管！”李秋枫面孔涨红，狠狠地瞪了警察局长一眼。
走到门口的李仲海终于站住了，他额头上青筋毕露，扯着脖子大叫一声：“霍达东，把枪交了，跟我走！是枪值钱，还是命值钱？！”
霍达东还从没有见过李仲海发过这么大脾气。他终于一跺脚，跟谁赌气地把枪往桌上一扔，嘟哝了句：“给，拿回家日你们的婆姨去吧，这玩意总硬着哩！”
见他丢了枪，其他几个农会的干部也心有不甘地掏出枪放到了桌上。县长冷冷一笑，挥挥手，士兵和警察们退后一步，让出了一条路，农会的人垂头丧气地鱼贯而出。
大门外，李仲海斥责着霍达东：“你懂不懂什么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哩？天底下就你一个人不怕死，别人都是反？记着，这几个人是火种，是肤郡县革命的核心力量，只要咱们几个人在，终有一天咱们也会这么对付这帮狗日的哩！”
霍达东还有点不服气：“交枪丢面子哩，人家会说咱软弱、投降。”
“你投降了吗？你心里面不想革命了吗？不就是几支枪嘛，咱们还有几百支哩，以后还要有几千支、几万支！咱们马上就组织暴动，砸了县政府，成立革命政权！”李仲海眼睛中又闪出火一样的光芒。
霍达东这才算消去了委屈和恼怒，也振奋起来，眯起眼问：“行哩，咱们几时动手？”
“还是三天以后。”
这几个人那一天沉浸在武装暴动的激动中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在中国发生一场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场运动是他们都很祟拜并对之绝对忠诚的那个先叫毛润之、后叫毛泽东的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全国数亿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其轰轰烈烈的程度远非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所能比拟，其目的主要是清理党内的坏人，四十多年前他们几个人交枪的事情在那场运动中被当成大案提了出来，而证明他们确实在敌人面前交了枪的人就是李秋枫。
他们几乎都没有抵赖这个事实，唯一一个矢口否认的人当时是一个地区的专员，他被挂着铁牌子在太阳下曝晒了一天，又被大雨淋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街上，身边有一行大字：“叛徒的下场”。
李仲海虽然承认了事实，但对此做了辩解，说那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将责任全部承担下来，说是他下的命令，与他人无关。这时他已经是沿海某省的省委书记，并且已经生出了准备去死的念头。霍达东则什么也不说，既不辩护，也不认罪，让他写交待材料，他只写一行字：“没有我们，哪有你们这些狗日的今天！”说也奇怪，他的这种顽固倔强的态度倒使一些人格外佩服，使他比一些认了罪的人少受了些折磨。
致于其他几个当事人，有的痛哭流涕说自己当时觉悟不高，受了李仲海蒙骗的；有的破口大骂李秋枫是狐狸精，使用美人计让李仲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满嘴胡说八道，口口声声讲毛泽东也交过枪哩。
这件事折腾了很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规模为受冤屈的革命老干部们平反，各地才统一口径下了个红头文件，说是交枪的事完全是莫须有的，历史上这几个人从来也没有交过枪，而这时李仲海、霍达东都已经死去了。
对于最先以大字报形式揭发此事的李秋枫，也并没有人追究她的责任。她同样是受迫害的革命老干部，不但还给了她本来与李仲海共同居住、后来被收走的一幢小楼，而且将她由厅级提升为副省级，让她到省顾问委员会里去担任常委。
李秋枫听到对她的安排之后，忧郁了许多年的眼睛中忽然重又闪出少女时才有的天真神情。她慢慢地笑起来，笑得纯洁无瑕，但一个满脸皱纹一头银发的干瘪女人有这样的笑容必定会使人们感到惊恐万分。
她疯了，没有住回省长楼，而是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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