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景王非常慎重，特令我等撰写“无射”铭文。
若要使无射大钟发挥好“宣德”、“训政”、“仪民”及“优柔容民”的功用，肯定要鉴古创新，切合实际，由此与某些权贵公卿所固有的思想及现实利益又发生了更大的矛盾。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时代或朝代政制的确立、发展与变革都有其脉络的。周王朝也不例外。分封制决定了君、臣、民的统治关系，这在一定时期跟你们所讲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统合的关系，但到了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疆城扩大，形成了诸侯们要求独立或尾大不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实现从强政治到弱政治的转变或协调统一。而当时处于中间环节的公卿诸侯坐大争霸成了周朝统治变异或不和协的毒瘤，他们对上渺视天王、对邻强占恶侵，对下大肆搜刮，造成了王权旁落失序，民众苦不聊生的局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统一谐和的声律或政治律制，即“尊重王权以统一，维护民利以为生”，而实现这一理念的载体或工具就是铸造祥和美妙的低音无射钟，将自然的声乐与相应的统治律文铭刻于上，昭告天下。
无射大钟的音韵特色是以一种超低音让大家安静下来倾听，其铭文内容体现的是一种德政与层级性的疏导、管理，要求诸侯们“不争”或体现“无为而治”的执政方略，重在让利或还利于天下民众，重现大禹治水时代的政治平和、清明景象。
周景王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得益于他的虚心学习，受周灵王时太子晋哥哥思想的积极影响，以及一些有正义感的文士们之帮助。
但如此重大的举动必然引起了一些公卿贵族的不安，并竭力反对，他们不能对“无射义律”所彰显的思想道德与行为轨仪进行反对，而是纠住细枝末节、不及其余。
所以，景王当时听了单穆公一番毫不恭敬的责难后，非常生气。
他怒发冲冠，大声反问：
“是的，天朝固穷，但难道穷得到了连一个颁布生活与施政新义律的大钟都铸不起的地步了吗？再说天下不富，仅在于朝廷与民众，你们单家穷了吗，各诸侯们穷了吗？退一步说，天朝与民众之所以穷，是穷在诸侯不把天朝当天朝看待，穷在各国连绵不断的争霸战上，穷在大家族对土地、对民众的食物巧取豪夺上，这些难道不应赶快铸立新法规诏诰天下进行制止吗?”
在众目暌暌之下，景王一番话把个单穆公问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
景王的口才一直是不错的，加上所学知识日深月积，以及对天朝现实的痛切感受，所以句句话都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可惜在单、刘诸公们谋害天王篡政后的记史中，居然不记“无射义律”的真实内容与天王义正严辞的反驳之语，而只以“王弗听”一笔带过，也仅留下了对他们有利的对话，可见有些历史或朝报“正史”也是不值得都相信的。
记得那次御前会议以后，我按景王之命，收集先圣哲言，对天朝的治理思想，官员的行为规范及如何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等重大事项撰写了“无射”铭文，天王及王子朝看后深为赞赏，也发表了一些良好建言，还集群臣进行考订，最后付铸。
限于当时的财力、技术条件，所铸造的无射大钟几年后才完工。
可惜，这座大钟铸成后，还没来得及把各国诸侯臣子们请来学习培训，就在政变后的王位争夺战中废弃了。要不然，它极可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较为成熟、相对全面的资政哲学与宪法大纲。
据史载，该钟虽一度保留在周都洛阳，但秦灭东周之后，始皇帝就把无射大钟当战利品运送到长安保存，历经汉、魏、西晋，均未迁徙。东晋末年，掌握了大权的刘裕挥师北伐，灭掉后秦，亦把无射大钟带到了江南。后经宋、齐、梁、陈，都安置在六朝古都金陵。到了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又把这口古钟从金陵运回西京长安，放置在太常寺。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惟高祖纪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即作为“妖变”古器的无射大钟也在被毁之列。
所以，这口无射大钟曾被人视为国宝，也被人认为是不详之物。
一些史家对这件事所做的结论倒是“跟风”或十分幽默：这套钟果然不和谐。
悲乎?！
第十四章 天子暴亡 简语
「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第12枚
第十四章天子暴亡43交班问题
这是景王革政的“第三炮”。
记得现代领袖毛泽东曾言，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景王不呆也不傻，在铸刻统领各国的“宪法大纲”——无射大钟完成后，就在考虑“干部”问题或人事布局方案。他深知要振兴天朝，实现“宪政”的宏伟蓝图是靠他天子一人一代难以完成的，必须慎重敲定有才干、有能力的接班人，才是眼前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守藏室史也能看得一清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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