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发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这是大业元年的事。
在那一年稍晚一些的时候，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
到大业四年，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六年，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
费时六年，用工无数，南起余杭，中途经过江都、洛阳，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就这样成形了，完工了。这条从北到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如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二市六省，全长近五千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河。且不说它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单就大分裂之后重新大统一的政治意义而言，它的政治正确也是毋庸置疑的吧？
国家建设、国家工程，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只是小算盘算小账，这已经是如今人们的共识了，那为什么面对当时的杨广，我们不能也这样认识呢？难道就因为他后来变成了“隋炀帝”？而且，即使是在隋炀帝时代，长江三角洲以及浙东三吴一带已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作为鱼米之乡的富饶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首善之区。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和财富中心的江南连接起来，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由大业天子杨广倾全力打造成功的大运河，给古老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实在是怎么估量都算不得过分。
我们曾经说过，导致杨广成了后来的隋炀帝的，还有他发动并领导的一败再败的东征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有关。永济渠是南北大运河四段渠道中最长的一段，虽说有旧渠道可以利用，但工程量依然十分浩大，其间役使了河北百万民众，“男丁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去修河，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也就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永济渠修成后，成了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因为永济渠的终点涿郡蓟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正是因为有了永济渠，有了北运河，远离黄河的涿郡蓟城后来才有了成为元大都的可能，也才有了后来和现在的北京。
古城杭州早就是中华版图上一颗十分耀眼的明珠，它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也是在与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之后。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正是运河本身“大大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南有杭州，北有北京，这一南一北闪耀在南北大运河两端的古城至今依然风情万种。可是不要说别人了，就是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人们，能知道并偶尔想起杨广的又有几人呢？
开凿南北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天子杨广成全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偏偏没有成全他。
大业年间，一条大运河使得天下百姓“不胜其害”，却又使得唐宋以后历代朝廷百姓“不胜其利”，杨广就这样集功过于一身，让人欲赞不能、欲骂不忍，不说不休、欲说还休！
《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大业元年，杨广从洛阳巡幸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这已经是极尽招摇一路鸡飞狗跳了，就这犹嫌不足，还要向沿途各地开列征用物品清单，而且是珍禽异兽催要甚急，“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
缣者，细绢也。当年绢、缣之类布匹的计量单位大都为段，一根野鸡尾巴上的长毛，就可以卖出十段缣的天价，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让全国和他一起发疯？
杨广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隋炀帝”的？
一个人就这样与一座城、一条河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难解难分纠缠一处，这能不能说成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上述文字，同时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真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夸张的叙述，是因为——
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究竟是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旁观者清？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后者。
哪怕是贵为天子身为皇帝，在历史中他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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