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来了大批西域胡商，诸国使者又向皇上请求允许他们入市交易。皇上当然不会不准。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个东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就连卖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龙须草编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员带领，“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
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尼克松后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对此也有述及。据他回忆，因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上海市政府虽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却居然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领”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橱窗。这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绝对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至于南京路两边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户只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而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余秋雨的母亲也被安排在窗户后边挥手，多年以后，老太太依然记得很清楚，“居委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多难拿捏的尺度。也真难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员们了。
同样深感为难的，还有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贩以及那些官员们。
时代毕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开三分之一的窗户早就豁然洞开，许多有形无形的围墙栅栏乃至紧闭的铁门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冲得稀里哗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拿那些事当笑话讲。
但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官员与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大业天子夸示四夷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没能长久地维系华夷朝贡的体制。就在大业天子西巡归来后不久，曾经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当然与民族问题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业天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了东边的高丽，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又要四处出击，难免顾此失彼，最终使经营西域的成就前功尽弃。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后来是这样评价的：“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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