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清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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