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 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 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 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 ④同上。
⑤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如元昊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 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 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 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 “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 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 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
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 的兵力，及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万，西夏为10万。
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 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并 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 散，总共集中不到2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 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 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 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 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 况所指出： “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 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 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 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 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 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 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 ①《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 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 阵的将校看，他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 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 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 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于参与作战的宋 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 “（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 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 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 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 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 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 “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 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 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 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 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 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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