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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